一个美国视角下的中国“五四”精神—2020年5月4日弗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的评论

一个美国视角下的中国“五四”精神——2020年5月4日弗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的评论   大家,早安。 我是Matt Pottinger,副国家安全顾问,在白宫与您讲话。我带来我的上司,美国第四十五任总统Donald J. Trump向大家的热情致意。 今天我们在线聚集了几千个来自不同的地区的人,因为传染病大流行使我们没有办法相聚。 但通过因特网的奇迹,我们聚集的规模反而更大。作为美国人、作为中国人、作为人类大家庭的成员、我们大家都各尽所能,发挥着从“宏大”到“小巧”的创造力,克服困难,保护社区。 人类创造力的“宏大”包括利用生物技术和数据分析来开发治疗方法和疫苗。同时,创造力的“小巧” 包括生活中的细微之处,比如,待在家里学习相互剪剪头发。我的妻子是个有经验的病毒学家,她今天也在,不过从我的头,您可能发现作为家庭理发师,她还是个新手。 这是我第二次有幸在弗吉尼亚大学米勒中心与听众交谈。 约十年前,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后,我应邀在米勒中心发言,内容是我从兵役中学到的知识,还有军队与公民的关系。 从那以后,我始终记得米勒中心主任Jerry Baliles的热情和睿智,但他不幸在去年10月去世。他曾为弗吉尼亚和我们国家的公共利益,而服务终生。 我们感谢像Jerry这样的人。 今天,我受 Harry Harding(何汉理)教授和林夏如(Shirley Lin)教授的邀请,同大家分享关于美中关系的一些想法。 林教授告诉我,这次活动恰好是在 “五四”一百零一周年之际。我知道,这是个很好的切入点来展开从美国的视角讨论关于中国的过去和现在。 1919年的“五四”,一次大战结束,北京数千大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抗议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西方国家为了安抚日本帝国,将德国在山东半岛 “权益”转让日本。 游行到天安门的学生高喊:“还我山东!” “拒签《凡尔赛条约》!”等口号,警察强力驱散示威人士。正如政府关闭和平表达的途径后经常会发生的那样,一些学生诉诸暴力,抗议升级。 意识到民怨沸腾,中国政府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 三年以后,在美国的帮助和调停下,1922年在华盛顿海军会议达成协议,中国收回了山东。然而,一百零一年前的今天,学生们发起的运动,意义远远超越了对不平等条约的民族主义的愤慨。它激励了对中国人民对现代化的探索。 正如John Pomfret(潘文)所描述的美中关系历史中提到,“五四”运动在于“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 “赛先生”和“德先生”是那次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口号。 有人称运动为“中国的启蒙运动”。 Vera Schwarcz(舒衡哲)教授以此为题目,写了本关于“五四”的很有见地的书。 实际上,关于“五四”有很多极好的研究。 今天至少有两位著名的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应邀参加会议:牛津大学的Rana Mitter和弗吉尼亚大学的John Israel。探讨“五四”的历史和意义,我建议请教这些专家。 现在我想花几分钟,来回顾几个张扬了“五四”精神的中国人。 很自然,胡适是“五四”时代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此前,他已经是个为中国现代化而努力的重要思想家。出生在安徽省的胡适,同鲁迅和许多成名作家一样,当时到国外留过学。在康奈尔大学他从学农业,转向学习哲学。胡适曾在美国教育家John Dewey的指导下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胡适贡献给中国人最伟大的礼物是语言。之前,中国的书面语言“文言文”几个世纪以来基本上没有变化。许多研究证明,文言文与白话的距离,不亚于拉丁文同现代意大利语。书面语言的艰深,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设置了鸿沟——这是问题的关键。 文言文,还有识字本身,主要由少数政治精英和读书人掌握,他们最大的愿望是“中举”,读书不是为了普罗大众。 与此相反,胡适认为文字应该反映人民的声音,而不只是记录先贤。“是什么时代的人, 说什么时代的话!” 他推广白话文,确信文字要普及。他对中文语言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事后看来,胡适推广白话文的意义是如此之明显,以至于很容易忘记,这在当时是革命性的想法,曾引起过极大的争议。 北京大学的儒家学者和西方文学教授辜鸿铭,嘲笑扫盲。 他在1919年8月写道:“想想四万万人,九成识字,结果是什么。 想一想,在北京,苦力、马夫、司机、剃头匠、店小二、小商贩、猎人、懒汉,流浪汉都有文化,同大学生一样,都想参与政治,我们的美妙处境会怎样呢?” 这种精英沙文主义一直阻碍了“五四”所拥护的民主理想。 胡适运用他所推广的白话,巧妙地反驳了反对全民社会契约的论点。 胡适说:“民主的唯一途径就是民主”政府是一门手艺,需要实践。 胡适根本不在乎精英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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