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的美国和中国:作战纪要

裴孝贤
Donald M. Bishop

我首先回顾一下当年中缅印战区的战略形势,这是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我们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划出的一个战区。一个简短的摘要很难涵盖这样一个复杂的题目——历史上的战争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但我现在谈的是其浓墨重彩之处。

中国空军军官在中国昆明空军基地接受美国空军军官给予的林克飞行模拟器教学指导。 时间:1945年3月20日 资料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 网址:http://www.fold3.com/image/1/28853029/
中国空军军官在中国昆明空军基地接受美国空军军官给予的林克飞行模拟器教学指导。 时间:1945年3月20日 资料来源:美国国家档案馆 网址:http://www.fold3.com/image/1/28853029/

自从1931年日本开始入侵中国以来,美国人一直关注在中国发生的悲惨事件。尽管美国不是国联成员国,但仍然加入了谴责日本侵占满洲的国际阵营。

1937 年,日本加快了入侵的步伐,美国希望避免战争,因此首先选择制裁并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1938 年 7 月,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批准通过了一个“道德禁运”法案,禁止向日本出售军用飞机。1939 年 1 月,中国收到了第一笔美国贷款。1940 年 9 月起禁止向日本出售废钢和废铁。1941 年,根据《租借法案》,中国接受了价值 2,600 万美元的武器援助。同一年,巴拿马运河禁止日本船只通行。1941 年 7 月,美国冻结了日本资产,双边贸易停止。

珍珠港事件之后,罗斯福总统对中国做出个人承诺:尽管美国决定首先集中精力击败德国和意大利,在那之后才会针对日本展开重大军事行动,但美国不会放弃对中国的援助。

如果要回忆战争期间同盟国领导人和各委员会所做的战略决策(在卡萨布兰卡、三叉戟会议、四分仪会议、魁北克、开罗、雅尔塔和其他地点),需要召开一个会议,并花费几天时间,但是,我们可以实事求是的说,美国一直是中国最强大的支持者。

美国的承诺有军事考虑。中国战场牵制了大部分日军——超过100万人,这些部队无法部署到别的地方。战争初期,中国堪称抗击日军的极佳空军、海军候选基地,对于最终的两栖作战也是如此。

这种承诺也有社会文化方面的考虑。美国支持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是正义的要求。美国人通过许多来源对中国产生了好感,这些来源包括赛珍珠和林语堂的小说、传教士的报告以及美国在中国的传教士之子——亨利·卢斯出版的《时代》和《生活》杂志。受人尊敬的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巧妙地在美国各地为中国奔走呼号——例如 1940 年在家父的大学毕业典礼上。

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有些浪漫化和理想化,他们忽略了这样的现实,即蒋介石政府和中国军队中,无能和贪污腐败现象比比皆是。美国人评价中国时,应该考虑这一因素。

从 1941 年 12 月至 1942 年 4 月杜利特尔空袭东京的这一段时间内,美国人得到的是接二连三的坏消息——美军在珍珠港、威克岛、菲律宾、巴丹半岛的失利,以及盟军在香港、荷属东印度和新加坡的受挫。

惟一的好消息来自于克莱尔•陈纳德指挥的,在中国作战的小股美国飞行队。美国志愿航空队的胜利使得中国仍然存在于美国战略规划的“地图”中,美国的飞行员帮助勇敢的中国人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局势,这一消息使美国人欢欣鼓舞。无疑,这有助于使罗斯福总统恪守对中国的承诺,也有助于解释日后他支持频繁使用空军打击中国战场日军的原因。

在援助中国实现自己承诺的过程中,美国面临了某些重要的困难。于 1941 年 12 月的日军一系列攻势后,中国正处于一种可怕的地理和地理政治困境。

苏联对日本保持中立,美国开始通过伊朗向俄国人运送大批武器、飞机、车辆和物资以帮助他们抗击希特勒德国,却没有物资经苏联到达中国。没有从西方和北方到达的援助。日本及其殖民地(满洲、朝鲜和台湾)对来自于东方的联系和援助进行了封锁。中国海岸的港口全部被占领。通过闪电战,日军占领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新加坡和马来亚,从东南亚进入中国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42 年 5 月日军向缅甸北部进攻,切断了中国最后一条通向外界的道路——滇缅公路(从昆明到腊戌的公路,从腊戌到仰光的铁路)。中国惟一开放的边界就是与英属印度(现在是巴基斯坦、印度、不丹和孟加拉国)之间的边界。

在横扫缅甸后,日军进抵印度的东大门。印度和中国之间是天险喜玛拉雅山脉。在世界最高峰上开拓陆路交通根本不可能。

说中国与世隔绝还不能完全表达那种绝望的局面,美国在欧洲和太平洋等其他地区无暇抽身的时局迫使它无法部署支援中国的全部资源。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各条战线上的主要贡献在于它的工业和经济实力——提供了大批物资、无数的石油和汽油、成船的食品;以百万吨计的军火和武器、科学的应用、运输舰和登陆舰组成的舰队、数以千计的车辆和遮云蔽日的机群。

这种状况的出现使美国人陷于对物资的依赖、对从美国到各战区的后勤物流以及战线后方稳定的补给的依赖。(美国部队使用物资和补给的速度达到了极致,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的战斗人员。)

美国费尽千辛万苦、长途跋涉将战争物资通过空运或海运的方式运抵卡拉奇和加尔各答。1943 年,美国派出了 4,600 名铁路工人去操作印度铁路上的关键设备,物资得以运抵印度东北部顶端的城市阿萨姆。(物资从加尔各答通过混乱的、不同轨距的英国殖民地铁路系统运抵阿萨姆需要花 67 天时间,而这条铁路原来是为了将茶叶运到港口而修建的)。即便如此,由于没有海上或陆路通路,仅有少量物资可以通过喜玛拉雅山脉的空中航线运到中国。根据经验,在这条航线上每运送一加仑汽油到中国,飞机要消耗六加仑汽油。

在印度和中国之间开辟一条陆上运输线的需要,使印度的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和中国战区的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煞费苦心地筹划了一番。英国人想把日军从印度边界赶走,进攻仰光夺回缅甸。美国人希望重新打开到中国的陆路交通。

缅甸的战斗使英国军队、英联邦军队、印度军队和非洲殖民地的部队聚集于该国南部战争。美军和在印度重新受训的三个中国师得到了游击队和山地部落的支持,形成了北方战线。他们的进攻得到空中补给和空军的有力支援。由于日军缓缓地向后撤退,军方的工程人员修筑了新的利多公路,并且在公路沿线铺设了通向中国的输油管道和电话线。缅甸战役开始于 1943 年 9 月,是一次艰苦的拉锯战。

还要提到另一个战略因素。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陆军航空兵的将军们对于现代战争中空军具有决定作用的理念非常执著。不管是相信仅凭空中力量便可以击败地面进攻部队的空军战术学校前教官克莱尔•陈纳德,还是希望美国轰炸机飞越战场攻击德国和日本重要经济中心的亨利•“哈普”•阿诺德将军,都是制空权的忠实信徒。这种对于空中力量的信赖将塑造未来美国空军的力量。史迪威将军和许多其他陆军将领并不赞同这种制空权的观点,这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军高层对于中缅印战区战略战术所进行的争论。

现在让我们逐一翻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合作的篇章。

与日军交战的第一批美国飞行员此前已经在中国呆了一段时间。克莱尔•陈纳德,一位退役的美国陆军航空队飞行员和教官,1937 年签约成为蒋介石的航空顾问。陈纳德曾经是空军战术学校歼击机系的系主任,对于空军的使用有许多别出心裁的理论。每年在路易斯安那举行的美国陆军演习中,他将这些理论付诸于实践,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1940 年和 1941 年,美国在战争中仍保持中立,陈纳德开始招募一批美国退役飞行员与日军作战。1941 年 4 月 15 日总统罗斯福签署了一道行政命令,授权从陆军和海军退役的志愿者加入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AVG)。1941 年夏天,100名飞行员和200名地勤人员从美国出发。100架装在箱子里的寇蒂斯“战鹰”战斗机从英国转运到中国。

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在美国进行招募的同时,许多年轻的美国人加入了盟军空军,因为他们预计到美国即将加入到全球的战事中。急于参加战斗的美国年轻人前往加拿大并加入皇家加拿大空军接受飞行训练。由美国人组成的三个“战鹰中队”成员身穿英国军队制服参加了 1940 年和 1941 年的不列颠空战。

没有飞行经验的年轻美国人往往去讲英语的加拿大或英国接受飞行训练,而中国需要的是,接受过训练的经验丰富的空军飞行员,在一个战火中的不发达国家的穷乡僻壤服役。按现代管理术语,我们称陈纳德在招募志愿者的过程中“思想开放”,利用了一个“慷慨的财务一揽子计划”(高薪)和“基于战功的奖金”制度(每摧毁一架敌机可获得一笔报酬)来招募那些中国急需的人员。

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的招募工作、前往中国的旅途以及在缅甸的培训,花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飞虎队”的第一次战斗发生在珍珠港事件后第 11 天。许多人报道了陈纳德的领导艺术和训练态度、他对于我们现在称为“独特的空战战术”的关注、创新的预警系统(他们称之为“警报”系统)、日军进攻在怒江河谷受阻,以及志愿援华航空队如何提高中国人民的士气。

现在我们可以让数字说话:从 1941 年 12 月 18 日到 1942 年 7 月 4 日,志愿援华航空队击毁了 298 架日机,日军损失了大约 1,500 名受过训练的飞行员、机枪手、投弹手和导航员。航空队的损失是10名飞行员、地面上损失三人、四人失踪。战斗中损失了12架飞机,地面上损失了61架。按百分比计算,如此高的空战胜利比率是史无前例的。

1942年春是盟军在太平洋上失利和撤退的时间,实际上惟一的好消息来自于中国——飞虎队的胜利。但是, 1942 年 4 月 18 日,对于日本的一次直接空袭使得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惊喜万分。16架陆军航空队的双引擎 B-25 轰炸机,在吉米•杜利特尔中校的指挥下,大胆地从“大黄蜂号”航母上起飞,轰炸了日本四个城市的目标。

这些B-25可以从航母上起飞,但返航时却不能降落在航母上,任务完成后他们只能飞往中国。因为他们提前起飞了(航母特遣部队遭遇了一艘日军警卫舰),所以他们的燃料不够到达最终目的地——浙江省的衢州机场。一些飞行员飞到中国后在黑暗中跳伞;其他人则迫降在地面上。

在到达中国的 75 名飞行员中,三个人死于降落过程中,八个人被日军俘虏。剩下的所有人都被中国军队或游击队搭救。这次对日本的首次空中打击的实际军事效果并不明显,但是对于美国人和中国人心理上的激励作用很大。杜利特尔的人员在中国各处受到了热烈欢迎。他们的获救预示了整个战争期间中国民众采取的类似行动。

这次空袭给日本人造成的损失微不足道,但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和中国的士气得到了提升。日本将许多空军部队留在日本来防御另一次进攻,而不是将他们部署在太平洋或中国。

更重要的是,这次空袭时,日军最高统帅部正考虑是否部署部队进攻美国太平洋舰队、澳大利亚或印度。从一艘航母上发动的这次空袭造成的震动和耻辱,迫使日本人选择发动针对剩余美国海军力量的海上战役。这次空袭导致日军 1942 年 7 月 4 日至 7 日在中途岛战役的失败,中途岛战役也许是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次海战。

中国人为杜利特尔空袭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日军驻中国的部队杀害了数万平民,他们曾经帮助过那些迫降在中国的美国飞行员。

1942 年初,美国召回了退役的陈纳德,并任命他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现役准将。志愿援华飞行队的飞行员可以重操旧业了。有些人接受了,其他人帮助培训最初引入的陆军航空兵军官来接替他们的位置,确保飞虎队的经验能传承下去。

志愿援华飞行队三个原来的中队成为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陈纳德的全部空中力量成为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和陈纳德归总部设在印度的美国第十航空队指挥。

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的任务是:防御驼峰运输线;寻找并攻击日本空军和陆军部队、陆军和海军设施、以及沿海和海岸航道中的日本舰船;攻击印度支那、泰国、缅甸和台湾的日军;并支援中国的军事行动。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出色地发扬了早期“飞虎队”的精神。

在陈纳德将军的领导下,美国驻中国陆军航空队数量上逐渐和稳定的增长使其在1943年3月5日组建为第十四航空队。第十四航空队的总部设在昆明,在美国战时的16支航空队中是独一无二的——创建并驻扎于战事活跃的地区,依赖于一条空中补给线,为了一个领袖——陈纳德将军而建立。

第十四航空队源于前美国志愿援华飞行队,使用相同型号的飞机进行相似的战斗。它新的标记是一只带翅膀的老虎,因此第十四航空队常被称为“飞虎队”。

1943 年,一些轰炸机大队加入第十四航空队接受指挥。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成立,美国飞行员和在美国受训的中国人飞行员在这里并肩战斗。

1944年,第十四航空队针对日本的军事行动的步伐加快了,但他们的行动遭到了日军的反扑。日本人于 1944 年 10 月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夺取了醴陵、衡阳和零陵的机场,侵占了美国空军的势力范围。空军历史学家仍在对这次战役争论不休。这次战役证明,没有地面部队支援的空军对可靠基地的依赖是其致命弱点。

战争结束时汇总的数字可以说明一切:战争结束时,第十四航空队拥有 20,000 人和1,000 架飞机。其四个联队拥有七个战斗机大队,机型包括P-40、P-38、P-47 和 P-51;三个轰炸机大队的机型包括B-25 和 B-24;两个运输机中队使用的机型是 C-47;一个摄影侦察中队使用的机型是F-5;一个夜间战斗机中队使用的是 P-61。

这些美国空军在中国的作战记录又如何呢?从 1942 年 7 月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编队到 1945 年 5 月底,美军飞机击毁了 2,135 架日本飞机,另有 773 架可能被击毁。空战中,击落损失比是十比一。日本商船损失估计为200多万吨。美军飞行员对日军进攻的阻碍作用可通过以下数字来证明:817 座桥梁被摧毁或损坏,1,225 个火车头被摧毁,另有1,500个被损坏,日军损失了18,888条河船。

美国驻华空军部队的背后是喜玛拉雅山脉。在中国的每次出击都依赖于从印度飞越喜玛拉雅山脉的空中补给线。每个人、每架飞机、每个备件、每个工具、每台无线电、每台雷达、每台推土机、每颗子弹、每加仑航空汽油以及每一听午餐肉,要历经长途飞行加入中国的战争。其他方面——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和史迪威将军在中国的部队,都依赖于同一条供应线。

中美两国政府及其军事参谋部门总是因如何分配经过驼峰运来的补给品而产生政策纠纷。在盟国策划会议上,决定往往要经过长时间辩论才会得到批准。

几个组织向空运行动贡献了自己的机组人员和飞机——中国航空公司(包括许多前志愿援华航空队的成员)、美国航空公司、美国陆军空运队、后来的空运司令部以及部队运输机和战争物资运输机中队。他们驾驶的是C-46、C-47、C-54 和 C-109(都是运输机)和转为运输货物和燃料的轰炸机 C-87。

1942 年中期,美国陆军航空队和中国航空公司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仅运输了 300 多吨物资到中国,但是,到同年年底,驼峰飞行员每个月运输了大约 1,000 吨的物资到中国。1943 年这个数字达到每月 3,000 吨。

一份美国空军的纪要这样写道,“这条航程五个小时、700 英里(合 1,127 公里)长的航线被飞行员视为自杀航线,充满了变化无常的风向、季风、不可预知的湍流和地球上最危险的地形”。

一些飞行员一天需要飞三次,他们经常感到筋疲力尽、压力重重。1944年9月,威廉•特纳准将接管指挥权时,特别关注安全和效率。吨位增加了,而事故率却下降了。在战争的最后一个月,曾经参与缅甸战役的空运和作战物资运输部队可以加入飞越喜玛拉雅山脉的空运行动,72,000 吨的物资通过驼峰航线到达中国。

整个战争期间,驼峰飞行员总共运输了 777,000 吨物资支援中国的抗战,有 509 架飞机坠毁、81 架失踪。仅1944 年 1 月一个月里,每运输 1,000 吨物资到达中国就有三人死亡。人员方面共有 1,314 名机组人员死亡,345 人失踪。

我们应该提到驼峰行动中一个重要的传奇。美国空军空运行动早期先遣部队的许多人都飞越过驼峰。他们在印度和中国了解到,飞行任务仅仅是一次空运行动的一部分。高效的空运也依赖于航线、机场和地勤服务的管理。

例如,德国人也曾试图通过空运向围困在斯大林格勒的冯•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运送补给。他们的飞行员是勇敢的,但由于缺乏高效的地勤服务,无法运送所需数量的物资。

1948 年,盟军寻求通过空运向柏林运输补给,以防止它落入俄国人之手,正是特纳将军领导了这次历史性的事件,对于他的任命,人们一点也不奇怪。

1944 年 6 月到 1945 年 1 月,四个大队(十六个中队)的 B-29 轰炸机被部署在成都地区——广汉、邛崃、彭山、新津的机场上,这些机场是由数万名中国劳工修建的。它们包括新成立的第二十航空队的第五十八轰炸机联队。这是实现阿诺德将军等空军先驱梦想的战略空军机群轰炸。

“马塔角行动”在魁北克和开罗会议上得到了批准,其战略计划是:在印度集结一支新型远程 B-29 部队,将满载的轰炸机推进至成都附近的基地,在那里加油,然后发动针对日军的远程攻击。这次行动的历史记录强调了罗斯福总统关于在中国开展一次针对日军的轰炸战役的个人承诺。第二十航空队未置于中缅印战区任何一位指挥官的指挥下(阿诺德知道史迪威和陈纳德试图使用 B-29 支援自己的行动),而是自动处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挥下。

供应问题令人生畏。装载物资、燃料和人员的船只从美国出发,经过漫长和曲折的大西洋或太平洋航线到达卡拉奇或加尔各答。从印度向中国乃至日本发动攻击之前,必须将燃料运至成都附近的机场。准备进行轰炸的 B-29 执行准备任务,仅携带燃料(每次飞行携带7吨燃料)飞越驼峰到达中国。为了准备一次对日本的进攻行动,就要飞越驼峰六次来运输所需的燃料。在这些运输任务中,飞机和人员都有损失,也减少了发动机和机身的有效使用寿命。

第一次针对日本的空袭——一次航程为3,200英里的行动,在 1944 年 6 月 14 至 15 日的夜间进行。数字证明了任务的难度。92 架飞机离开印度,但是仅有 79 架到达中国。75 架飞机起飞,但仅有 68 架到达中国海岸,仅有 47 架攻击了目标——八幡制铁所。15 架目测轰炸、32 架靠雷达进行了轰炸。仅有一枚炸弹命中了目标。这是即将到来的困难的一次预示。

第二十轰炸机大队继续进攻,包括针对满洲、台湾和中国的日军目标的一些行动。随着中缅印战区对寇蒂斯•李梅少将的任命以及新程序——一种独特形式的采用,提高了效率,机组人员可以发现和标记目标,投弹手和雷达操作员可以控制轰炸航线,以及高爆炸弹和燃烧弹的不同组合。但是日军防御的效率也提高了。

到 1944 年年底,第二十轰炸机大队损失了 147 架轰炸机。显然,从成都发动的针对日军的进攻,人力、飞机和物力的代价过于昂贵,难以为继。最后一次从成都发动的针对日军在台湾目标的进攻开始于1945年1月15日,同年2月,轰炸机被部署到马里亚纳群岛。在那里他们参加了其余的对日本的空中进攻,首先使用了高度精密轰炸战术,后来使用了低精密度进攻战术,使日本的城市成为一片火海。

海伍德•汉塞尔少将是指挥 B-29 的空军梦想家之一,认为“马塔角行动”在军事行动的观点上“并不成功”。“你不能通过驼峰航线向 B-29 提供足够的物资来完成一次成功的轰炸战役”。在马里亚纳群岛,轰炸机部队可以很容易地得到穿越太平洋的海上补给,此时该通过多个跳岛战役,该地区的日军已被清除。

汉塞尔评论道,“从战略效果的观点”,它(马塔角行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确定了轰炸机部队接受中央战略指挥的原则,而不是将这些部队分配到当地的指挥官手中。在中国试行的战术创新,使这支轰炸机部队在战争的剩余时间里威力更大。B-29 进行成功战略轰炸的许多障碍在于飞机和发动机;许多此类问题在印度和中国得到了解决。

战后的研究表明,日本是被潜艇和战略轰炸攻击的双重效应打败的,前者切断了日本的供应线,后者摧毁了它的工业能力。而“马塔角行动”属于后者的一部分。

准备一举奠定胜局的“马塔角行动”的失败,以及史迪威将军、陈纳德将军和蒋介石之间的争论,都源于无法将足够的物资通过驼峰航线运抵中国,以支持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史迪威将军希望,重开一条通向中国的陆路交通线,这将修复战略上的缺陷。

作为主要目标之一,在缅甸北部进行的战役准备开拓一条通向中国的陆路交通线。1944 年 2 月,史迪威将军发起了这次战役。在印度受训的中国军队——X部队位于攻击战线的右翼,代号为“掠夺者梅里尔”的美军第 5307 混成支队位于左翼。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战斗,以规划中的利多公路作为轴心,1944 年 5 月,占领了缅甸密支那的机场,8 月份占领了密支那城。X 部队和美军 5307 混成支队向南朝着滇缅公路上的芒育(Mongyu) 进发。

美国空军为盟军在缅甸的进攻提供了重要支持。部队的运动、物资补给和支持都是通过空中进行的。1944 年 3 月 5 日至 11 日对密支那的进攻包括了空地战术和空地协同的重要创新。菲利浦•科克兰指挥的第一空中突击队将滑翔机空投到绰号为“百老汇”的一片空降场地上,机上带有部队、工程人员和清理报道的推土机。在百老汇的空降继续进行,完全不顾最初的损失。同一天晚上,C-47 和更多的滑翔机卸下了货物、9,000 名士兵、50 万磅的补给品和大约 1,500 匹骡马。随着部队的推进,他们获得了更多空投补给。

美军和中国的 X 部队到达中国边境时,驻扎在云南的中国Y部队1944年5月开始移动。他们主要的战斗发生在龙陵、腾冲和松山。1945 年 1 月 27 日,X 部队和 Y 部队胜利会师。

利多公路从印度阿萨姆邦的利多进入缅甸,于 1942 年 12 月 16 日开始修建。沿着从印度到中国的这条新公路的两侧还铺设了燃油管道和电话线。

利多公路、燃油管道和通讯线路的多数地段穿过了缅甸荒无人烟的地区,有些地方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地势,包括热带雨林,湍急的河流,河岸坡地和峡谷,原始森林覆盖的山区和沼泽山谷。5月到10月,潮湿的季风季节大雨连绵(山地降雨量最多可达 140 英寸)。部队面临着蚂蟥、疟疾和伤寒的威胁。两支中国部队,即第十和第十二独立战斗工程团加入了美军的工程部队。

从 1943 年 10 月起,刘易斯·A. 皮克准将任该工程的指挥官。部队将士将这条公路昵称为“皮克之路”。皮克将军承认,修建这条路是“美国工兵有史以来在战时所接受的最艰巨的任务”。别人说这条路建不成时,皮克将军说一定会建成,他说“让暴雨、泥泞和疟疾见鬼去吧”。他夜以继日地干了起来。

在缅甸战役进行的过程中,空中补给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十航空队的飞行员在粗糙的丛林跑道上降落,或者将物资空投给前进部队。

修路过程中,工兵们开挖了13,500,000 立方码的土石。挖出的土足以修建一条从上海到塔什干的 1 米宽、3 米高的土墙。工兵从河床中挖出了1,383,000 立方码的砂石来平整道路。如果将这些砂石装到火车上,这列火车将长达 687 公里英里。利多公路穿过了 10 条大河和 155 条小溪。共修建了 700 座桥梁,包括 1944 年 12 月 6 日在伊洛瓦底江上建成的世界上最长的浮桥(360 米)。

1945 年 1 月 12 日,皮克将军率领第一支车队离开利多前往中国昆明,车队包括 113 辆车(重型卡车、吉普车和救护车)。车队于 1 月 15 日到达密支那,但是拖延到 23 日最后一批日军被中美军队驱逐出公路沿线才离开密支那。车队 1 月 28 日进入中国。他们受到了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的迎接。2 月 4 日,车队在鞭炮声和乐队演奏的音乐声中抵达昆明。云南省省长为美国人举行了欢迎宴会。

在利多公路开通后的六个月中,卡车携带着 129,000 吨的物资从印度驶往中国。搭载着货物的 26,000 辆卡车(单程)和6500辆拖车(单程)被移交给中国。在战争的最后两个月里,输油管道每月向中国输送300万加仑航空燃料和汽车汽油。

修建这条公路的最终估计成本(劳动力、材料、补给、设备、燃料和修理费用)为 148,910,000 美元。修建利多公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史迪威公路全长 1,079 英里。在修建过程中,有1,133名美国人死亡。参与建设这项工程的人将这种损失称为“一英里一条人命”。

在中国西南和南部,美国与蒋介石总司令领导的中华民国进行合作。这种合作是顺理成章的。中华民国是中国人承认的政府,美国人从印度抵达中国,飞到我们称为“国民党人”控制的地区。史迪威将军的总部设在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重庆。

日本入侵的是历经数次战乱而四分五裂的中国。与国民党对峙的是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人。他们的战时首都是中国西部的延安。抗战期间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合作关系,共产党的代表常驻重庆。

共产党人急于赢得美国对其事业的认可和支持,而蒋介石决心阻止双方的接触。但是,在国共合作期间,蒋介石同意美国军事观察员访问延安。

美国陆军观察组,代号为“迪克西军事代表团”,在包瑞德上校的率领下,于 1944 年 7 月 22 日抵达延安。观察组包括大使馆官员。包瑞德上校在延安一直逗留到 1944 年 12 月 8 日。少数美国人在共产党控制区一直呆到战争结束。

观察组收集气象资料并且向重庆报告(对第十四航空队和第二十轰炸机大队特别有用),帮助组织对被击落美军飞行员的营救,并且向重庆传递有关华北日军的情报。毛主席提议在华北修建 B-29 的机场,但李梅将军反对。新机场不能解决他所面对的基本问题——通过驼峰航线运到中国的物资太少。

总而言之,美军军事观察员和随行的大使馆官员对于共产党人抗日的决心印象很深,而访问延安的新闻记者通常发出的是一篇篇闪光的报道,大多数是有关按照毛主席的理论建设中国社会,比如说没有腐败现象的中国。

抗战的胜利使得这个接触和合作的时期戛然而止。 1949 年结束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斗争的最终胜利者是毛主席的军队,蒋介石和国民党退到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随后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敌对时期。毫无疑问,战争这一篇章受到“本来可以这样”或“错失机会”的感觉的强烈影响。历史学家将对此争论一段时间。

美国陆军史将中国的抗战分为两次大战役,“中国防御战役”和“中国反攻战役”。第十四航空队击退了日军的“一号”战役时,中国防御战役宣告结束。按照历史学家的估计,中国的反攻开始于 1945 年 5 月 5 日,此时中国军队在舞阳向日军发动了一轮成功的进攻。

1944 年 10 月,史迪威将军离开中国;史迪威在职期间,中美军事合作因为他与蒋介石的敌对关系而受到了损害,他的离职使得双方的合作掀开了新的一页。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成为美国驻华部队新任司令官,而 10 月开始的日军进攻,使中美盟军之间的合作迫在眉睫。

魏德迈劝说蒋介石组建由 36 个师和一个中美联合参谋部组成的一个新部队。新的作战指挥中心、训练中心、后勤指挥中心和教官学校改进了中国部队的作战能力。 3,000 多名美国人以教官、顾问和联络官的身份加入了中国军队。各部队第一次装备了无线电通讯设备。所有这些措施在中美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合作精神”。

第十四航空队现在包括轰炸机、夜间战斗机和侦察机,继续摧毁日军的空中和地面部队。通过驼峰航线和史迪威公路运来的补给向所有部队提供了更多的动力。

美军对冲绳代价高昂的攻击取得了进展,促使日本人改变其战略计划,从华南地区撤退从而对部队进行重组。日军撤退时,中国军队展开攻击,夺取了柳州和福州。原子弹投向日本,太平洋战争迅速结束时,中美仍在策划进行另一次大规模进攻——“黑金刚石行动”。

战争结束时,在中国的美国军事人员超过了60369人。其中34000多人是空军人员,22000多人是地面作战人员。

数以千计的美军和盟军战俘被日军押送到日占区的战俘营。美军的战略制订者知道,如果日本投降,美军主力无法迅速到达这些战俘营,并且,令人担忧的是,有日本计划杀害战俘的报告传来。战略服务处 (OSS) 迅速组建了一支特遣小分队并将他们空投到战俘营,命令日军看守释放战俘。第十四和第二十航空队的远程飞机向战俘营空投了物资,包括食品、药品和获救的希望。

日本天皇投降诏书播出后一周内,由六七个人组成的小分队做好了准备,许多小分队都配备了一名日本裔美国人翻译。他们从西安起飞。“喜鹊”小组空降到北京,“鸭子”小组到达山东魏县,“麻雀”小组到达上海,“火烈鸟”到达哈尔滨,“红衣主教”小组到达沈阳(奉天),“鸽子”小组到达海南岛。

每个小组都有自己不平常的故事。下面是其中之一。“红衣主教”小组在沈阳机场降落时被日军俘虏,并被关押在一家豪华旅馆过夜,第二天获得释放。他们向 1,600 名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兰战俘宣布了战争结束的消息,并且帮助他们做好回家的准备。小组还了解到, 1942 年驻菲律宾美军的指挥官乔纳森•温赖特中将和 1942 年初在新加坡率领英军投降的珀西瓦尔中将,都关押在沈阳以北 150 英里处的另一个战俘营里。一个医生和一个下士搭乘火车前往西安县(今吉林省辽源市)去解救他们。

经历了三年多的非人囚禁生活后,1945年9月3日,温赖特将军和珀西瓦尔将军站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的甲板上,见证了日本的无条件投降。麦克阿瑟将军签署了投降协议书以后,他把签字笔送给了在西安县获救的两位将军。

有关中国抗战期间的中美合作存在许多争议,历史学家还为此争论不休。对于通过驼峰航线空运来的物资的不同分配方案是否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史迪威和陈纳德的战略观点孰是孰非?在这两位美国将军之间发生冲突时,罗斯福总统是否应更有决断力?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援是否错误?“马塔角行动”是否有价值?我想从这些争论中解脱出来,并发表一些有关中国和美国战时联盟根本意义的看法。

一些军事历史学家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分为四个互相联系但各不相同的主要冲突——德国对俄国,德国对西方民主国家,日本对中国以及日本对美国。按此观点,我们称为太平洋战争的这场战争有两个主要战区——中国战区和太平洋岛屿战区。

在图上放大以后,我们发现,存在三支部队进攻日本的三条主轴线。一条是——本文的焦点——在中国。第二条是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指挥下美军在西南太平洋地区从新几内亚向菲律宾的进攻。第三条是在切斯特•尼米兹上将指挥下,从中太平洋地区向前推进。1945年春,西南太平洋地区和中太平洋地区的部队会师,以攻占冲绳。被重新委派到冲绳的史迪威将军则在准备指挥他新掌管的第十军,以在1945年11月攻占日本九州。

与此同时,严重依赖被占领土原料输入的日本岛国经济,被从夏威夷和澳大利亚出发的美国潜艇扼死,1945 年,战略轰炸机部队开始系统地攻击日本工业。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联盟是太平洋战争的主要支柱,他们统一行动,正是这个联盟,在促使太平洋战区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上,发挥了决定作用。

尽管与美国的联盟对于中国的抗战必不可少,但绝不能贬低中国人民的勇气、意志和牺牲精神。第十四航空队和飞越驼峰的补给航线不仅“使中国继续抗战”。更重要的是,它可能防止了中国的战败。

如果蒋介石政府被日本人打败,则战争不会如此结束。毫无疑问,接下来会是人民抗战。你可以想象到后来美国或苏联参战的情景。要将日本赶出中国,会付出更多的岁月。而且,亚洲大陆的抗战运动并不会对日本在其本土岛屿上的军事政权造成直接的威胁。

与美国的联盟意味着,中国在与日本的战争中不必面对许多年的流血和苦难。

罗斯福总统及其智囊是正确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中国的本土抗日战争在中国战场牵制了100万以上的日军,使日本无法发动另一次进攻(例如进攻印度)或增援太平洋诸岛。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从日军手中夺取了新几内亚、塞班、硫磺岛和冲绳。如果日本可以部署更多的部队来对付美国,不知道美国要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

美国的潜艇战术对日本岛国经济的打击特别有效,B-29 将一个个日本城市化为废墟,并且,美国还手握原子弹。即使美国不得不孤军奋战,日本最终被美国击败是不可质疑的。正是因为8月6日和8月9日美国投下的两颗原子弹导致了了日本天皇8月15日在广播中传达了日本投降的信息,这使得日本侵华军队缴械投降,其后,所有其它战线上的日本军队也相继投降。

但是,如果中国在早些时候被打败,美国的对日战争将拖得更久、更困难,损失更大。历史将呈现一个截然不同的、不可预知的轨迹,不利于一个稳定及和平的战后秩序。

与中国的联盟对于美国的意义与对中国的意义一样,即在一场与日本的战争中不必面对更长时间的流血和苦难。

这也是联盟的意义。中国和美国都竭尽所能。两国都承担了惨重的损失。两个国家都承担了联盟需要各自承担的责任。如果一个历史学家或记者抓住这样一个问题——谁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那么只有一个答案。两个国家都为击败日本做出了决定性贡献。两国的付出对决定性击败日本都是不可或缺的。

我意识到本文侧重于美国的功绩。美国的军事指挥、美国军队、美国领导人以及美国人解决的问题。这对一位美国军事历史学者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

众所周知,面对侵略成性和残暴的敌人,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所付出了惨重的牺牲,承受了巨大的负担。我们知道,美国人在中国牺牲了数千人,但中国人的损失数以百万。

史迪威将军和许多其他美国人了解,中国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充满了艰辛,一个世纪以来欧洲和日本列强的侵略野心,造成了这个国家的贫穷和不发达,战争来临时,影响了这个国家与现代化和装备更精良的日本军队对抗的整体实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来到中国的美国人,遇到的是一个物质上贫穷、精神和勇气上富有的民族。中国人民冒着极大的危险搭救被击落的飞行员。陈纳德将军创建的预警系统取得了成功,这是因为爱国的中国人愿意冒牺牲生命的危险报告敌机的动向。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被雇用来修建机场。中国人以各种形式想方设法支援美国军队,从厨师到机场工人,从航空机械师到护士。尽管中国的将军们存在各种各样的缺点,但仍然有众多勇敢的、吃苦耐劳的普通士兵。随着战争的发展,涌现了更多的中国飞行员和机组人员,许多人在美国受训。1945 年,拥有美国顾问、接受美式训练和美国后勤支持的中国军队开始反攻。美国中缅印战区的退伍军人将首次披露六十多年前他们所遇到的中国人的故事。

因此,本文不仅谈到美国人。它是中美两国并肩作战的故事。过去我们是朋友,现在也必须是。我们和平的明天一定比战争年代的昨天更重要。

 

2005年9月15日

裴孝贤(Donald M. Bishop)先生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新闻文化参赞。在担任美国外交官职务前,他任美国空军学院历史学助理教授。

在昆明、北京和重庆的会议上曾经宣读过本篇文章.作者在此特意感谢对本文做出建设性评价的中美两国诸多专家和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