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含西藏、香港和澳门) 2017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执行摘要

香港、澳门和西藏的报告附加在本报告的末尾。

宪法规定公民享有信仰自由,但是把对宗教信仰的保护限定在“正常的宗教活动”范围内,而且没有定义什么是“正常”。据非政府组织和国际媒体报道,政府继续对宗教实施限制,并且当政府认为宗教信徒的活动和个人自由威胁国家或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时,继续对其加以限制。只有列入五个被国家批准的“爱国教会”(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之一的宗教团体才可以在政府登记,正式获准举行敬拜仪式。

继续有报道说,登记和未登记的宗教团体的信徒,包括未登记的基督教会成员(也被称为“家庭教会”),均由于从事与他们宗教信仰和崇拜有关的活动而受到政府的酷刑、身体虐待、逮捕、拘留、判刑或骚扰。法轮功组织报告说,有数十名法轮功学员在被拘留期间死亡。尽管中国当局继续封锁包括佛教僧人在内的西藏佛教徒自焚数量的信息,但媒体报道了6次自焚事件和西藏自治区一名男子割喉自杀的事件。据报道,海口市一名佛教僧侣由于一起涉及佛教寺院的征地纠纷而自焚。多家媒体报道,10月第十九次党代会召开前夕,对宗教活动的控制有所增加。政府继续表示以担忧 “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这“三股恶势力”为依据,制定和执行限制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包括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回族和塔吉克族)穆斯林的宗教活动。除了针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国家《反恐怖主义法》之外,新疆于4月1日开始实施另外一项《去极端化条例》,明确了许多被视为“极端化”的行为。新疆有关当局惩罚进行祈祷的大学生,禁止他们参加宗教活动,包括在斋月期间封斋。据估计,有成千上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被强制送进再教育学习班,大量扰民的保安和监控手段已经制度化。政府争取从外国强行遣返维吾尔穆斯林,并且拘留了一些从国外返回的人,导致许多人以宗教迫害为由在海外寻求庇护。有报道称,从国外返回的几个人在被拘留期间死亡或者失踪。在这一年中,政府通过了将于2018年2月生效的新的条例以管理宗教组织的活动。宗教领袖和团体表示,2018年实施的条例将加大对其从事宗教活动能力的限制,包括一条新规定要求宗教团体成员在出国旅行之前要通过审批,禁止“受外国势力支配”。基督教教会称,在新条例生效之前,政府就加强了监督,造成许多教会停止正常活动。

当局继续在浙江省逮捕和骚扰基督徒,包括要求基督教教堂安装监控摄像头,以便警方每天监控他们的活动。据报道,拆除十字架和教堂的行动在这一年继续进行,相比前几年,规模较小一些。

维吾尔穆斯林和藏传佛教徒报告,在就业、住房和商业机会方面存在严重的社会歧视。在新疆,维吾尔穆斯林与汉族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仍在继续。

美国国务卿、大使等使领馆代表一再公开表示关切践踏宗教自由的问题。8月15日,美国国务卿说:“在中国,政府拷打、拘留和监禁数以千计从事宗教信仰活动的人。”他说,2016年有数十名法轮功成员在被拘押期间死亡,而且限制维吾尔穆斯林和藏传佛教徒宗教习俗的各项政策也增加了。美国官员一贯敦促中国政府遵循国际公认的宗教自由权利,并敦促释放那些因宗教信仰而被监禁的人。美国大使馆官员会见了来自不同宗教团体的成员,并就一些人由于宗教自由相关的起诉而受到监禁提出抗议。

自1999年以来,依照1998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法》,中国因长期从事或容忍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而被指定为 “特别关注国家”。12月22日,美国国务卿再次将中国认定为“特别关注国家”,并据此确定了如下制裁:根据1990年和1991年《外交关系授权法》(美国公法101-246)第402(c)(5)款,继续限制向中国出口犯罪控制和监测仪器及设备。

第一部分 宗教人口统计

 

美国政府估计中国总人口为14亿人(2017年7月的估算)。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有两亿以上宗教信徒。然而,许多专家认为官方数字低估了宗教信徒总人数。美国政府估计中国有6.58亿宗教信仰者,包括2.51亿佛教徒、7000万基督教徒、2500万穆斯林、3.02亿民间宗教信仰者以及1000万其它信仰者,包括道教。据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2月的估算,中国有3.5亿多宗教信徒,包括1.85-2.5亿中国佛教徒、6000-8000万基督教新教徒、2100-2300万穆斯林,700-2000万法轮功修炼者、1200万天主教徒、600-800万藏传佛教徒和数亿各种民间信仰的人。根据2016年犹太虚拟图书馆的数据,中国的犹太人口为2600人。

中国国务部直属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发表的 《2014年宗教蓝皮书》报告说,基督教新教徒人数在2300万到4000万之间。根据三自爱国会网站3月的信息,这其中有2000万基督教新教徒隶属于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这是国家认可的一个联合组织,用来管理所有官方承认的基督教新教教会。根据国家宗教事务局2014年的统计,有570多万天主教徒在天主教爱国会注册的场所敬拜,这是国家认可的所有的官方承认的天主教教会所属的组织。不过,很难估算出天主教徒、基督教新教教徒以及其他宗教信仰者的准确数字,因为许多信徒只在家中从事崇拜活动。

据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数字,中国有2100多万穆斯林,有10个少数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其他消息来源显示,几乎所有穆斯林都属于逊尼派。两个最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是回族和维吾尔族。回族穆斯林主要集中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甘肃、云南等省份。国家宗教局估计穆斯林回族人口为106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主要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国国务部的《2015年新疆白皮书》报告称,回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在新疆的人口为1463万,占总人口的63%。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虽然政府没有根据派系对佛教人口进行可靠的划分,但中国绝大多数佛教徒都是大乘佛教的信徒。

在政府1999年取缔法轮功之前,政府估计该组织有7000万信众。法轮功消息来源估计,仍然有数千万人继续私下修炼法轮功。自由之家估计有700-2000万修炼者。

一些少数民族保留了传统的宗教,比如云南省纳西族人的东巴教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族中的布洛陀教。媒体报道说,藏传佛教在中国汉族人中越来越受欢迎。

第二部分 政府尊重宗教自由状况

法律框架

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是把对宗教信仰的保护限定在“正常的宗教活动”范围内。宪法并没有给“正常”下定义。宪法说宗教不得用来扰乱公共秩序,损害公民的健康,或者干涉教育制度。宪法规定了拥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权利,并规定国家机关、公共组织和个人不得歧视那些“信仰或者不信仰任何宗教”的公民。法律不允许以宪法赋予的宗教自由保护为由对政府采取法律行动。如果政府官员侵犯了公民的宗教自由,刑法允许国家判处他们最长两年徒刑。

中共党员和武装部队军人必须是无神论者,而且禁止从事宗教活动。属于宗教组织的党员和军人,一旦发现,会被开除党籍军籍,不过这些规定没有普遍执行。绝大多数公职人员是中共党员,而且党员身份被普遍认为是在政府职业生涯中获得成功的一个前提条件。这些限制也适用于退休的中共干部和党员。

法律取缔了一些宗教或精神组织。刑法将被取缔的组织列为“邪教组织”,其成员最高可以被判处无期徒刑。目前还没有颁布此类刑事定性的标准或者对这种定性提出申诉的程序。国家安全法明确禁止“邪教组织”。中共维持着一个由党管理的法外安全机构,用于消除法轮功运动和其它这类组织。政府继续取缔法轮功、观音法门、中功(一种气功修炼法)。政府还将一些基督教团体视为“邪教”,包括呼喊派、全能神教会(也被称为东方闪电)、门徒会、全范围教会、灵灵教、新约教会、三班仆人、门徒协会、主神教、被立王、统一教、爱之家和南华教会。

《反恐怖主义法》将“宗教极端主义”视为“以歪曲宗教教义或者其他方法煽动仇恨或者歧视、鼓吹暴力”的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新疆有自己的反恐法,内容包括国家法律关于“宗教极端主义”的类似条文。新疆还实施了一项单独的去极端化条例,该条例于4月1日生效。该条例禁止蓄长胡须、蒙面纱、给孩子起“不正常”的名字、将清真概念扩大到清真食品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以及“干预”计划生育、婚礼、葬礼或者遗产继承,还有其他规定。

法规规定宗教团体要向政府登记。只有属于国家批准的五个“爱国教会”之一的宗教团体才获准在政府登记,合法举行敬拜仪式。这五个团体在中共统一战线工作部的领导下运作。其它宗教团体,例如不隶属于官方爱国教会的基督教新教团体或者表示效忠梵蒂冈的天主教团体不得登记为合法实体。政府不承认犹太教。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没有为独立于五个官方爱国教会组织之外的宗教组织获得合法地位提供机制。

所有宗教组织都必须在国家宗教事务局或者该局在各省和地方上的下属机构登记。允许登记的宗教团体可以拥有财产、通过审批的出版材料、培训工作人员和募集奉献。根据规定,宗教组织必须提交其历史背景、成员、理念、主要出版物、最低捐资规定和政府担保人(常常是一个“爱国宗教协会”)的信息。据国家宗教事务局统计,全国有36万多神职人员,14万个敬拜场所和5500个登记的宗教团体。

宗教条例也因省而异,4月份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后的一年中,许多省份更新了有关条例。

9月,国务部宣布修订2005年的《宗教事务条例》,定于2018年2月1日起实施。修订后的条例将允许未登记的宗教团体的成员向有关部门申请批准参加宗教活动。未通过登记的组织而参加宗教活动或者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就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将被视为从事“非法宗教活动”,可能因此受到刑事或者行政处罚。这些修订条文规定宗教团体向政府登记,加强对未经授权的宗教活动或者为此类活动“提供设施”的处罚,并且限制与海外宗教机构的联系,包括一项新规定,即要求宗教团体成员在出国旅行之前先申请批准,并且禁止“受外国势力支配”。修订的条例包括要求宗教学校进行登记的新规定。修订的条例还对宗教团体经商或者投资实行新的限制。此外,修订的条例规定宗教活动“不得危害国家安全”。虽然现行条例规定宗教团体有义务遵守法律和维护国家统一,但新修订的条例明确规定了对“宗教极端主义”采取强硬措施的步骤。新条例还对宗教团体的网上活动施加限制,规定由省宗教事务局批准这种活动。

除了五种国家承认的宗教,地方政府还允许一些宗教社区和活动,比如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黑龙江省、浙江省和广东省的东正教。与道教同源的民间神妈祖的崇拜被政府定义为“文化遗产”,而非宗教活动。

政府和教廷没有外交关系,而且梵蒂冈在中国没有代表。天主教爱国会不承认教廷任命主教的权力。对主教选举和祝圣的规定要求候选主教必须公开宣誓支持中共。

国家宗教事务局通过在其网站发布的一条政策说,家人和朋友有权在家中进行崇拜活动,包括祷告和查阅《圣经》,而无需向政府登记。

根据法律规定,犯人在监禁期间有权信仰宗教和保持他们的宗教信仰。

包括西藏自治区以外的中国藏传佛教徒不得公开尊崇达赖喇嘛。虽然没有公共法律明令禁止,但官方认为任何展示达赖喇嘛照片的企业或个人都有嫌疑,并将那些被视为忠于他的人当成分裂主义威胁。

不准在公共场所传教或者在未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集体宗教活动。

宗教和社会法规允许官方爱国教会组织从事活动,例如建立崇拜场所、培训宗教领袖、出版文字材料、为地方社区提供社会服务。中共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和民政部为执行这些法规提供政策指导和监督。

国家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发布的一条修正案和司法解释将强迫他人穿戴“极端主义”服饰的行为列为犯罪。修正案和司法解释都没有对哪些服装或标志是“极端主义”的作出定义。新疆乌鲁木齐的规定禁止居民穿戴遮盖面部的面纱,禁止居民在家给孩子上课,并且禁止男人蓄“不正常的”胡须。新疆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16年通过的另一项规定禁止在政府建筑内从事宗教崇拜,穿戴与“宗教极端主义”有关联的服装。

2月,新疆有关部门将26项未经政府批准的宗教活动确定为非法活动,包括某些伊斯兰教、基督教和藏传佛教的活动。这些4月1日生效的条例规定,未经政府事先批准,任何团体或者机构不得举办任何课程、查经班或者宗教研究课程。未经政府批准,任何宗教团体都不得进行任何宗教活动,包括讲道、传教工作、传教和任命神职人员。宣布的条例禁止在未经政府批准的情况下认定藏传佛教经师的转世。还禁止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编辑、翻译、出版、印刷、复制、制作、批发、销售和传播宗教出版物和音像制品。

国家印刷法规限制宗教内容的文献出版和发行。未经许可发表的宗教文字材料,包括《圣经》和《古兰经》,可以被没收,未经授权的出版社可以被查封。政府允许一些外国教育机构提供中文的宗教材料。登记和未登记的宗教团体都使用这些材料。

 政府对国家批准的崇拜场所和宗教学校的建设提供一些补贴。

根据法规,如果宗教建筑因城市规划或重点项目建设而将被拆除或拆迁,负责拆除的一方必须同地方宗教事务局(属于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使用该建筑的宗教团体磋商。如果所有各方都同意拆除,负责拆除的一方必须同意重建建筑或提供等同于市场评估价的赔偿。

国家法规允许父母指导18岁以下的孩子学习官方认可的宗教团体的信仰,孩子可以参与宗教活动。但是,新疆官员规定,未成年人必须完成9年义务教育后才能接受校外的宗教教育。在新疆,法规还禁止未成年人参加宗教活动,并规定对“组织、诱使或强迫”未成年人参加宗教活动的组织和个人进行处罚。据新闻报道,2016年11月生效的法规进一步禁止在新疆学校开展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并规定“组织、诱使或强迫未成年人进行宗教活动”的家长或监护人可以被任何人阻止,并向警方举报。新颁布的新疆法律还修改了《防止青少年犯罪法》的地区版,要求将参加宗教活动的孩子送到“专门学校进行管教”。4月,新疆有关部门禁止以任何具有伊斯兰含义的名字给孩子取名,并且在6月规定,所有有这种名字的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都必须改名字。

学校被强制要求进行无神论的教学。中共向各大学发布了一项指示,指导如何防止外国人在大学生中间传教。

法律规定,求职者在招聘时不得因宗教信仰等因素而受到歧视。

生育限制政策仍然有效,规定所有已婚夫妇生育的孩子不得超过两个,少数族裔或者宗教少数群体都不例外。

法律目前允许包括宗教团体在内的国内非政府组织接受外币捐款。法律规定国内宗教组织接受来自境外超过100万元人民币(15万4000美元)的捐款时必须有国家宗教事务局的书面批准。预计这一数额将在2018年2月发生变化,届时将实施新的宗教条例,规定10万元人民币(1万5400美元)以上的捐赠需要政府批准。

中国不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对于澳门,中国政府告知联合国秘书长,澳门居民有权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不会受到限制,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如有限制,也不会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于香港,中国政府告知联合国秘书长,《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行为

摘要段落:在中国各地都继续有宗教信徒在被关押期间死亡的报告,也有报告说,登记和未登记的宗教团体的信徒由于从事与他们宗教信仰和崇拜有关的活动而受到政府的身体虐待、拘留、逮捕、酷刑、判刑或骚扰。宗教事务官员和安全机关严密审查和限制登记和未登记的宗教团体的宗教活动,包括宗教崇拜聚会、公开和私下表达宗教信仰、培训年轻人和出版宗教文字材料。法轮功报告说,有数十名学员在被拘留期间死亡。据报,一名佛教僧人因为一桩涉及佛教寺院的征地纠纷而于1月在海口市自焚。国际媒体报道,在10月十九届党代会召开前,对宗教活动的控制有所增加。宗教领袖和团体表示,2018年实施的条例将增加对其从事宗教活动能力的限制,包括要求宗教团体成员在出国旅行之前要申请批准、禁止“受外国势力支配”的一项新规定。政府继续声称由于担忧“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这“三股势力”,因此制定和实施对新疆穆斯林宗教活动的限制,包括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回族和塔吉克族。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消息来源说,在新疆和西藏地区,政府压制宗教自由的情况最为严重。据报告,政府继续榨取不付报酬的劳务,进行思想教育,密切监视和限制维吾尔人的行动,以对付它认为的新疆“宗教极端主义”。

据附属法轮功的明慧网介绍,在这一年有42名法轮功学员由于在拘留期间受伤而在拘留期间或者被释放以后死亡。明慧网报道说,韩红霞3月在被警方羁押期间死亡。据报道,吉林省大安市国保队官员2016年10月逮捕了她。据报道,白城市看守所的狱警因她拒绝放弃法轮功信仰而对她实施酷刑。明慧网还报道说,法轮功学员杨玉勇7月在警方拘留期间死亡。天津当局于2016年12月逮捕了他。据报道,他在被关押期间受到严重虐待,包括13名被关押的人捏他的生殖器、咬他的乳头这种性虐待。在当局送他去接受医治的时候,他的器官已经完全衰竭。他的家人报告说,他的身体上青一块紫一块,脚趾甲下有残留的竹签。杨玉勇的妻子孟宪珍与他一起被捕,在年底的时候仍然被关押。

1月10日,在海南省海口市,佛教僧人释悟宗在当地民族宗教事务局和维稳办官员面前自焚死亡。博文社报道说,他的自焚行为源于土地纠纷。自2016年年底以来,释悟宗一直在抗议政府有关部门和一个当地房地产开发商之间一桩涉嫌违法的土地交易。房地产承包商雇用工人拆毁佛教寺院,以便建造新建筑。在他自焚之前,有关部门指责释悟宗破坏社会秩序,触犯了刑法。

6月15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哈萨克族伊玛目阿克马提(仅有这个名字)6月4日在新疆被警方关押期间死亡。据该地区消息人士说,有关当局在事发一个星期前拘留了他,并且声称他是自己上吊。消息来源说,有关当局拘留了100多名他的支持者,他们在网上对他的死表示抗议。今年早些时候,自由亚洲电台还报道说,哈巴河县法院判处哈萨克族伊玛目奥坎(仅有这个名字)有期徒刑10年,原因是他根据伊斯兰习俗进行传统的葬礼祷告。

根据对华援助协会和《快报》7月发表的文章,南乐县三自爱国教会牧师张少杰的女儿说,在服刑4年之后,张少杰对自己被判处的12年徒刑提出上诉,有关当局几乎把他打死。张少杰的亲戚说,监狱看守对他实施酷刑,使用的方法包括剥夺睡眠,还有给他很少吃的东西,慢慢地饿他。张少杰是河南省新乡市的一位牧师,由于“诈骗”和“聚众扰乱公共秩序”而入狱,因为他的教会与当地官员发生了一场土地纠纷,他带领一批基督徒到北京上访。

1月,《南华早报》和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贵州省非官方的基督教教会活石教会的牧师仰华(又名李国志)被判处两年半徒刑,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据报,这些文件涉及对他的教会的“镇压”。当局2015年拘留了这位牧师,关押一年多以后才判刑。仰华的律师说,当局对他实施酷刑,对他患有的严重疾病不予治疗,并且威胁要杀死他和他的家人。8月下旬,当局对活石教会处以700万元人民币(110万美元)罚款,罪名是非法建立宗教场所。苏天富牧师和黄沙律师向贵阳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重新考虑这个决定。2016年,当局逮捕了苏天富,后来取保候审,但安全部门继续跟踪他,逼迫他承认泄露国家机密,并且将教会购买的场所交给政府。8月,当局释放了教会执事张秀红,缓刑5年。据报,当局压制教会领袖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到三自爱国教会登记。当局在2015年就已经查封了这个教会。

在5月举行的一次法庭庭审中,一名法官命令检察官收集有关河北省法轮功学员陈惠霞被控“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更多的证据。国际特赦组织称,拘留中心官员对她实施酷刑,自2016年以来一直不让她与家人或者律师接触。

据基督教非政府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和宗教团体介绍,宗教组织报告说,随着政府推行“宗教中国化”运动,拘留和逮捕的人数持续增加,尤其是那些不隶属政府支持的爱国教会的人。最常见的指控包括“非法宗教活动”和“破坏社会稳定”。

多家媒体报道称,10月十九届党代会召开之前,当局加强了对宗教活动的控制。这些控制措施包括拘留在官方认可的宗教场所以外的地方参加宗教活动的人,以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逮捕一些人,以及加强对宗教场所和社区的监督。

人权组织表示,2016年生效的《反恐怖主义法》和定于2018年生效的修订过的宗教条例对“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含糊定义可能被用来将和平表达宗教信仰的行为定为犯罪。人权组织说,当局经常对和平宗教敬拜和犯罪或恐怖行动不加区分。目前仍然难以确定一些突袭、拘留、逮捕或司法处罚是针对那些有政治诉求的人、追求崇拜权力的人,还是从事犯罪活动的人。

由人权非政府组织对话基金会管理的政治犯数据库在年底时包含以下数量的宗教囚犯:308名基督教新教徒、277名全能神教会成员、107名穆斯林、30名佛教徒和9名天主教徒;而在2016年年底的数字是207名基督教新教徒、366名全能神教会成员、66名穆斯林、21名佛教徒和23名天主教徒。政治犯数据库列出2017年底时有3516名法轮功学员被关押,而2016年底的数字为3322名。对话基金会将宗教囚犯定义为“由于信仰没有得到官方认可的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的人”。

法轮功报告说,其成员被捕和判刑的人数大幅度增加,明慧网的消息说,当局在这一年里把将近1000名法轮功学员判刑入狱。在这一年中,当局逮捕并起诉了至少50人“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执法”。隶属法轮功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国际媒体报道,在敏感日期,法轮功学员被拘留的人数继续增加。当局指示社区居民向有关官员举报法轮功成员,并向举报法轮功学员的人提供金钱奖励。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新疆福海县有关当局在5月秘密审判哈萨克族人马那提·哈米提,指控他犯有民族仇恨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6年。在这之前,当局在他的电脑上发现了背诵《古兰经》的音频文件。据报当局拒绝向他的家属提供有关审判他的信息,也不接受他为了上诉而雇用的律师,法院在7月驳回他的上诉。

据《基督教邮报》1月的报道,对话援助协会表示,据报,在河北省教会复兴堂拒绝了地方官员要求签署土地转让协议的压力之后,与政府有关系的一些人殴打了这个教会的一群基督徒。有几名基督徒随后被送进医院。

据《基督教邮报》报道,有关部门1月在新疆各地拘留了80多名基督教徒,因为他们在家庭教会从事敬拜。这些基督徒属于新疆基督教新教家庭教会网络方城团契。一些被捕的人被控“在非宗教场所从事宗教活动”。

据《基督教邮报》报道,新疆地方当局1月逮捕了马慧超,因为她在家中举行查经班。他们指控她“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判处她3年徒刑。自由亚洲电台10月报道,新疆当局拘留了和田地区已故的维吾尔族伊玛目库尔班·巴拉提的三个孙子。当局指控他们有“宗教违法行为”,并且持有非法宗教材料,因此判处两个人6年徒刑,另外一个人5年半徒刑。他们在2015年判处他的第四个孙子8年徒刑,罪名相同。

1月,当局正式逮捕了牧师顾约瑟,他原来是浙江省杭州市崇一堂的牧师,这是中国最大的三自爱国教会之一,罪名是挪用公款。他的支持者说,当局捏造罪名惩罚他,因为他公开反对浙江拆毁十字架运动。12月24日,检察机关撤销起诉,释放了顾约瑟。在获释后,当局禁止他重新担任牧师。这是两年来当局第二次以挪用资金的罪名拘留顾约瑟。2016年1月,当局撤销了他的牧师职务,并以涉嫌挪用教会资金为名将其刑事拘留,但于2016年3月保释了他。

对话援助协会称,当局3月在辽宁省关押了5名基督徒,随后判处他们3到7年徒刑,罪名是买卖“违禁的基督教灵修书籍”。尽管他们的教会朝光教会在三自爱国教会正式登记,但当局表示他们从事非法经营活动,因为他们打算从中获利。当局查封了这个教会。

对华援助协会说,警察拘留了两名基督徒,即来自辽宁省大连的周金霞和来自安徽蚌埠的石新红,她们试图在3月5日全国人民大会召开时在人民大会堂祈祷。2016年有关当局曾经拘留周金霞10天,当时她在中共中央办公地外面举着带有宗教性的标语。

3月,当局将四川省阆中市一个家庭教会的至少14名成员拘留15天,这个家庭教会共有90个成员。对华援助协会说,当局还没收了这个家庭教会的物品。警方指控这些成员犯有“非法集会”罪。

4月,河南省郑州市当局短暂拘留了一群基督徒和台湾牧师许荣彰,因为他们唱了一首基督教歌曲,当局说这是非法的。据对话援助协会说,警方当天释放了许荣彰,但是将他的身份证件多扣押了两天。警方强迫当地的基督徒写认罪书,并警告许荣彰不得举办超过10个人的聚会。

据美国之音报道,伊斯兰国5月或6月的某个时候在巴基斯坦杀害两名中国传教士以后,据报道中国当局拘留了4名浙江省的教会负责人,是他们派那两个人到海外去。两位遇难传教士的家属在教会负责人被捕后说,政府利用传教士被杀事件压制该地区的地下教会和基督徒。据民间社会组织报告,当局告诉传教士的家属说,他们应该感到羞愧,因为这起杀人事件的负面宣传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对话援助协会说,警方5月逮捕了安徽省蔡里村家庭教会牧师陈士信,将他拘留了一个月,然后才正式起诉他“蓄意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11月29日,陈士信在法庭上表示无罪。在审判中,检方声称陈士信毁坏了邻村一块地上的一些树。但陈士信说这块地属于他的教会。

据《每日电讯报》和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当局6月拘留了18名被怀疑为全能神(也称东方闪电)教会成员的人,该教会被政府视为非法邪教。2016年8月,安徽省有关部门拘留了该教会的36名成员,指控他们为该教会制作和散发视频。

对话援助协会说,广东警方7月扣留了仁义村的唐丽丽牧师,这是一个开设了5年的基督教新教家庭教会,主要为江门新会市这个村里的农民工服务。警方查封了这个教会。警方后来还搜查了唐丽丽的公寓,没收了所有宗教物品。

据新闻报道,湖北省鄂州市由政府支持的团体几乎每个星期都骚扰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1月10日当地政府没收了教会的桌椅之后,这些教会成员就在户外聚会。对华援助协会说,同样在1月,当局拘留了6名来自教会的妇女,包括教会的一位牧师郝志娓。法院判处每个人10-15天拘留,罪名是组织未经授权的宗教活动。郝志娓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8月14日当局拘留了4名基督徒,殴打他们5-7天。8月22日,政府支持的团体殴打了5、6名教会成员。打人者把成桶的泥倒在基督徒身上,向他们身上扔鞭炮,并且把一名女子打昏。据说一名打人者对教会成员说,“我的工作就是打人”。据报道,当地警察拒绝介入,阻止打人者或者对打人者提出起诉。2016年12月,地方有关部门警告家庭教会成员说,他们的团体违反了《宗教事务条例》,因为未经政府批准组织了宗教活动,并且说他们应该停止他们的宗教活动。

据报道,在山西省,数十名天主教徒在8月试图阻止推土机拆毁他们的教堂建筑时受伤。这个教堂属于官方承认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当地教区的一部分。据新闻报道,尽管教区信徒提出正式申诉,地方官员仍然宣布这个教堂和周边的广场将被拆除,“以便丰富人民的生活”。

9月,四川省当局阻止“非官方”基督教新教家庭教会牧师王怡前往香港。据自由亚洲电台称,边检人员告诉他,他被拘留是因为他“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据《今日基督教》报道,9月,在带领一些妇女在公园和广场举行宗教仪式后,湖北省【Reviewer’s Note: Error in English document. It should be Hubei province】有关当局逮捕了徐世珍牧师和她的女儿及其3岁的孙子。10月份的报道显示,徐世珍和她女儿被转移到其他地方,但是她的孙子却留在派出所。基督教维权人士报告说,徐世珍和她的女儿仍然下落不明。2012年,当局查封了徐世珍的前教堂,并将其移交给政府认可的教堂。

天主教亚洲新闻联盟报道,华东地区的浙江省丽水教区的卢丹华神父12月29日失踪。天主教亚洲新闻联盟说,宗教事务局的官员将他从一个牧师宿舍带走,据一名目击证人说,这些官员说他们要跟他聊聊。12月30日,这位证人去了宗教事务局的办公室,那里的官员说,他们已经释放了卢丹华,但他仍然下落不明,他的手机到年底的时候还是无人接听。一位消息人士告诉天主教亚洲新闻联盟,当局表示卢丹华需要前往温州接受“再教育”,学习定于2018年2月开始实施的新的宗教条例。

自由亚洲电台8月9报道,仍然没有看到哈萨克族伊玛目努尔江·穆罕默德的踪影。他本来预定在7月31日获释。据该地区消息人士称,当局于2016年8月逮捕了他,因为一对穆斯林男女在登记结婚时说,努尔江为他们进行了一场传统穆斯林的尼卡哈婚礼。有消息人士表示,“这可能是新疆特有的地方政策。必须先申请结婚证书,然后才能举行穆斯林的尼卡哈仪式。如果没有结婚证书,伊玛目不准举行尼卡哈仪式,违者会被捕入狱。”报告说,穆罕默德服刑的时间是4年,而不是原来的一年。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消息人士估计,新疆当局在12月之前的几个月里拘留了数以百计哈萨克族人,而指控他们的“极端主义”行为包括正常的伊斯兰教习俗。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新疆当局12月拘留了5名哈萨克族人,罪名是在网上传播“恐怖主义音像”。一位地区网信办官员表示,他们11月1日拘留了37岁的吴(未提供全名),因为他在手机上存有“恐怖主义视频”;拘留了31岁的朱,罪名是“发表煽动民族分裂的言论”;拘留了26岁的“A”、36岁的叶和26岁的拓“煽动种族仇恨“。自由亚洲电台说,地区官员最近调查了10起类似的案子,拘留的嫌疑人涉嫌“宣传、储存和传播与恐怖暴力,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虚假谣传,图像、音频和视频”。自由亚洲电台说,当局在11月以类似的指控拘留了6名维吾尔人。

据报,当局继续骚扰和拘留为宗教信徒辩护的人权律师,经常禁止他们与委托人见面,并且威胁撤销他们的律师执业证书。在这一年中,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审判了一些著名的基督教合法权利维权人士和律师,并且给他们定罪。当局还骚扰或者拘留了宗教领袖和宗教自由维权人士的家属,包括儿童。当局禁止一些家属旅行,限制他们的行动。

7月19日,广东省江门警方逮捕了人权活动人士和天主教教徒何霖,他参加了一次在海边举行的悼念人权活动人士刘晓波的活动。据何霖说,当局表示,如果他愿意签署“悔过声明”,就可以释放他。何霖拒绝了这个条件,并告诉他的律师,他宁愿坐牢,也不愿违反他的信仰来签署虚假声明。

9月,警方拘留维权律师高智晟,他曾经为包括基督徒和法轮功成员在内的宗教团体成员辩护。高智晟此前在台湾出版了一本回忆录,详细记录了他6年里在当局骚扰期间所遭受的虐待,包括绑架,随后被拘押5年,期间身体遭受残酷虐待,例如用警棍电击他的脸。高智晟和他的家人表示,他在2014年获释后,政府特工继续到他家去骚扰,并且不允许他去看病。

据报,梵蒂冈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年初得到改善,然后停滞不前,而媒体和观察人士报告了许多当局监视、骚扰和拘留未登记的主教和神父的案子。

1月海外媒体报道,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上海分会宣布上海辅理主教马达钦被“增补为爱国会常委”,但将他称为“马达钦神父”,而不是主教。据报,2012年他在祝圣主教时辞去爱国会职务,至今一直被软禁在佘山修院。2016年,有报告称马达钦写了一篇博文,表示离开天主教爱国会是个错误。

根据多个新闻来源的消息,4月在天主教徒庆祝圣周之前,安全官员将邵祝敏主教带离温州教区,这是2016年9月以来当局第四次拘留他。浙江省温州市当局最初在2016年拘留了邵祝敏,防止他在朱维方主教去世后接管温州教区。梵蒂冈承认邵祝敏主教,但是他不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成员。9月,邵祝敏在一家北京医院里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开始流传。据海外媒体报道,这张照片是在北京同仁医院拍摄的,邵祝敏主教在那里进行耳朵的手术。在10月北京召开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之前,当局将邵祝敏带到西部青海省的西宁。媒体报道说,当局逼迫邵祝敏签署保证书,表明他会支持国家宗教事务局和国家有关部门任命主教的权力,但据说邵祝敏没有同意这些条件。据报道,直到年底,当局仍然继续拘留他。

亚洲新闻通讯社报道,在福建省,“地下”天主教主教郭希金4月6日与宗教事务部门有关人员会见后失踪了几天。据亚洲新闻通讯社报道,宁德市公安局局长表示,这位主教“需要学习学习”,要被关押20天。郭希金的追随者表示,他可能会被迫加入政府所属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天主教先驱报》报道,当局于4月20日在黑龙江省的一个社区礼堂突击检查了一次“地下”天主教弥撒,以防止“非法宗教活动”。现场录像显示,警方企图逮捕教区神父和社区的代宣道人,并且与教区居民发生争执。

据天亚社报道,9月17日,辽宁省盖州市一家法院判处天主教神父费济生18个月徒刑,罪名是窃取老人院善款。审判不公开,也看不到法庭记录。当局在2016年曾经多次逮捕或者拘留费济生,因为他在自己的教区以外进行宗教工作。2016年10月,当局以窃取善款的罪名拘留了费济生。天主教社区成员说,逮捕他的真正原因是由于他与非法的传福音团体“门徒班”合作。在经历了五周关押和一周的思想再教育以后,当局释放了费济生。费济生在被捕后聘请了当地一位律师,但据报这位律师因地方当局的压力而辞职。当地消息人士称,辽宁警方计划严惩费济生,以便重获中央政府的信任。2015年,地方当局未能阻止一次天主教大型地下集会,中央政府失去了对辽宁警方的信任。

虽然当局在2013年正式废除了“劳改”制度,但是维权组织和国际媒体继续报道有一些劳改场所换了牌子,继续关押宗教和属灵团体的成员。

人权团体和其他人报告说,在新疆,成千上万维吾尔穆斯林被强制送进再教育营地,大量扰民的保安和监控手段已经制度化。人权观察组织说,对宗教服饰和宗教习俗的限制于4月生效,同时限制给小孩起带有宗教内涵的名字。当局越来越多地限制以宗教为目的的旅行,并继续禁止维吾尔儿童参加宗教活动。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在斋月期间,有些官员住在一些家庭多达15天,以确保他们不封斋或者祈祷。

新疆当局开展了一场运动,强迫从国外返回的维吾尔穆斯林参加再教育学习班。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库尔勒的喀拉玉尔村的公安负责人说,参加学习班的人必须对出国表示适当的悔意,然后才允许他们进行“普通再教育”学习,最后才会允许他们离开。其他报道称,在居民大多为维吾尔族的和田市,有关官员证实上级交给他们任务,要把将近一半的居民送到新疆各地的再教育学习营地。许多再教育营地登记成“职业发展中心”,以规避法律问题。有报道称,当局把穆斯林和一些少数民族基督徒送去接受再教育。

据人权组织说,政府继续争取将居住在国外的数以千计维吾尔穆斯林强行遣返回国,他们当中许多人以受到宗教迫害为由寻求外国庇护。政府继续宣称维吾尔人是罪犯而不是难民。包括埃及在内的一些国家配合了中国政府提出的强制遣返寻求庇护的维吾尔人的请求。

政府当局将强制遣返的重点放在埃及开罗的艾资哈尔大学学习的维吾尔宗教学生身上。《金融时报》报道,中国政府官员5月向这些学生发送信息,告诉他们回家。当局逮捕了一些在中国的学生的家人,企图迫使他们回去。据报道,自7月以来,埃及警方在开罗逮捕了200多名维吾尔学生,埃及政府至少将22名维吾尔族学生遣返中国。

维吾尔伊斯兰学者和教授赫比布拉·吐赫提博士5月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当局2016年强迫他在埃及留学期间返回新疆,并且向新疆有关当局登记。当局表示,他未经批准在埃及向维吾尔学生教授宗教知识;未经批准参加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一次宗教会议;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强调维吾尔文化的独特性;这些都是非法活动。政府支持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曾经为他的研究生学习提供了财务支持,并且在过去公开赞扬他的工作。

自由亚洲电台11月报道,新疆部分地区的有关当局最近向哈萨克族中国公民发出命令,要求交出护照和哈萨克斯坦居留证。据报道,当局拘留了数以百计在海外学习或者在哈萨克斯坦探亲以后返回新疆的哈萨克族人,并将他们送到无限期的“再教育”营地。特克斯县的一位哈萨克族人说,当局将他和其他大约60名哈萨克族人列入“通缉”名单,因为他们在“长期滞留不归”后返回中国。

据明慧网报道,当局继续成功迫使一些囚犯和被拘留者放弃他们的信仰,特别是法轮功修炼者。据报他们被政府“通过再教育改造”。当局也未能为囚犯提供足够的宗教材料、设施或者神职人员。据报,监狱当局对被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进行多种方式的身体和心理胁迫,比如不准睡觉,以便强迫他们放弃信仰。

宗教团体继续报告说,中共干预“爱国宗教协会”的教义、神学理论和宗教活动。地方当局强迫宗教信徒加入爱国教会,并通过行政拘留,包括在拘留中心施行禁闭和虐待来惩罚未登记的宗教或精神团体的成员。爱国宗教协会定期审查布道,有时要求教会领导人参加宗教局官员举行的学习班。他们也密切监测,有时还阻止宗教领袖与外国人自由会晤。

由于难以满足政府登记的要求,许多宗教组织仍未登记或者登记成商业企业。未登记的团体报告说,他们很容易受到国家宗教事务局、公安部、以及其它党或者政府安全机构的打压和惩罚。

据报,在一些地区,地方当局允许或至少不干预一些未登记的团体的活动,而在其他地区,地方官员限制活动和会议,没收和摧毁财产,殴打和打伤参与活动的人,或者关押领导人和信徒。

国家宗教事务局继续统计已登记宗教团体的数据。据2月公布的统计数据,共有21个官方承认的基督教新教神学院,4.8万名牧师,5.6万个教堂和其他集会场所。据民间组织统计,共有12个登记的天主教爱国会神学院。不过,据报政府即将关闭上海和四川省成都的神学院。尽管北京有两个登记的天主教爱国会的神学院,但民间组织认为其中一个主要是用于天主教爱国会向国际游客进行宣传。共有72位天主教爱国会所属的主教,其中有8位没有得到梵蒂冈的承认,8位中有3位被开除出教会。一个外界消息来源估计,大约有37名天主教主教仍然独立于天主教爱国会,并且还在继续以没有官方承认的身份工作。然而,在一些地方,据说地方当局迫使未登记的天主教神父和信徒摒弃所有教廷批准的神职人员。国家宗教事务局还估计有4万座清真寺、5万名阿訇和10所《古兰经》学院。

目前还不清楚当局如何严格执行经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一些专家指出,虽然修订后的条文似乎显示要对宗教活动的态度更加严厉,但是由于《宗教事务条例》上一次修订是在2005年,因此这次修订除了增加新条文之外,也可能是为了将一些已经存在的政策和做法正式法规化。

政府不承认家庭教会或者未登记的教会,并继续严密监视他们的行动。据报道,一些官员仍然否认家庭教会或者未登记教会的存在。尽管国家宗教事务局宣布,家人和朋友有权在家中一起从事崇拜活动,包括祷告和查经,无需向政府登记,但是有关当局仍然经常骚扰和拘留这样做的小团体。

据自由亚洲电台和《南华早报》报道,浙江省官员强行进入教堂安装“反恐”监视摄像头。有些教会信徒对此进行抵制,有关官员便对教堂断水断电。当局殴打了一些抵制的人,有些人甚至因此住院。当局要安装摄像头的教堂往往与以前被要求拆除未经批准的十字架的那些教堂一样的情况。

3月19日,一批基督徒在广东省橄榄树教会祈祷,10多个政府官员闯进去查抄,指责他们未经合法授权从事宗教活动。对华援助协会报告说,警方拘留了大约20名教会成员,当天晚些时候释放了他们。对华援助协会还报告了在这一年里公安局和宗教事务局联合对付深圳华强北圣经归正教会,没收教堂财产。这个教会因此分散到几个地点活动。

4月20日,警方查抄了深圳的布吉教堂,他们声称教堂非法活动,拘留了张飞牧师的妻子张荣先,审讯了她15个小时。根据对华援助协会的说法,警方还频繁地对教堂设施进行消防检查,并迫使业主赶走牧师和他的妻子。

对华援助协会报道了发生在5月的几项行动。5月3日,东莞当地警方突袭了中福万民“地下”天主教会的崇拜活动,有两名美国公民参加了这次活动。警方带走30个参与者进行讯问,当局在第二天释放了他们。警察在教堂殴打了李鹏牧师,并将他拘留在当地派出所。对华援助协会报告说,这是当地警方一年内第二次突袭中福万民教堂。

5月4日,“地下”广福教会的业主要求教会搬出位于广州白云区的一处地点。当地警方也拒绝了马克牧师和他的一些教会成员暂住证的申请。

5月12日,在厦门,地方当局查禁了生命河庇哩亚教会和庇哩亚宗教研究院支院,指责他们有韩国背景,并设立非法宗教场所。当地的湖里区民族宗教局还没收了1345元人民币(210美元)的捐款,声称这是非法收入。

7月26日,广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官员把广福教会牧师马克叫到派出所,告诉他说,教会如果不成为三自爱国委员会的教会,就要同意由“特殊人员”监督聚会。牧师拒绝了第一种选择,理由是他相信家庭教会和三自爱国教会所持的神学理念不同。这位牧师说,在过去几年里,政府一直在骚扰和监视广福教会。

安全官员经常打扰北京未登记的守望教会的户外崇拜活动,并且在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下将一些人拘留几天。据维权团体报告,安全部门继续密切监视和骚扰教会牧师金天明。

尽管未登记教会经营的空间整体上在缩小,但是在一些地区,未登记教会的成员说,他们比过去有更多从事宗教敬拜活动的自由,只要他们只是私下聚会,并将聚会人数控制在较低的人数就可以。不过在一些地区,当局也查封了试图保持低调的教会。一些未登记的教会报告说,当局骚扰房东,施加压力,要他们解除和教会的物业租赁合同。民间组织报告说,某个城市的有关当局禁止学校休假期间举办儿童假期《圣经》学习课程——这与去年相比有所变化。去年当局只是在全国许多城市拒绝允许举办周末宗教教育课程。

全国各地的教堂继续报告政府对布道内容、建筑设计和财务管理方面更加严格的要求。一些地方政府继续限制未注册的新教教会在网络和跨教会联盟方面的发展。

在新疆,政府继续以担忧“三股势力”为由,制定和执行对维吾尔穆斯林宗教活动的镇压措施。当局通常声称这些措施是针对“分裂分子”或者“恐怖分子”。警察的突袭和对伊斯兰崇拜的限制是2014年开始的“严打”运动的一部分,而且持续了一年。然而,当地观察人士表示,许多涉及向维吾尔人施加压力的事件没有被国际媒体或者非政府组织报告出来。

自由亚洲电台2月报道,新疆民族事务委员会(宗教事务局)的一位官员证实,政府禁止一切与国家批准的教会无关的基督教活动。

1月和2月,地方当局对新疆基督教家庭教会进行了一系列查抄和逮捕行动。媒体报道说,当局企图利用短期行政拘留迫使家庭教会成员加入政府承认的教会。

自由亚洲电台11月16日报道,新疆特克斯县有关部门在几个星期里搜查了哈萨克族穆斯林为主的3万名成员的住所,没收了官方9月份要求这些家庭交出的宗教物品。

在5月和6月的斋月期间,新疆各地有关当局实施了旨在破坏穆斯林封斋的政策。《独立报》报道,这包括当地政府雇员强制性的24小时轮班,规定餐馆白天继续营业,以及在当月的每个星期五都为学生举办强制性体育活动和观看爱国主义电影。有报道称,当局禁止大学生在斋月期间封斋。

在整个斋月期间,新疆和田地区有关部门开展了“五同”活动,当局指派地方党组织的干部住在当地居民家中。他们全天观察各个家庭,确保他们不祈祷、不封斋。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一位官员说:“在此期间,(官员)将了解人民的生活,协助他们的日常活动,如干农活,并且宣传法律法规、党和政府的民族和宗教政策等等。”当局要求所有维吾尔族干部、公务员和退休人员签署保证书,保证他们不会封斋,并且争取说服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不封斋。

中国外交部继续否认国际媒体报道所称的有关当局禁止维吾尔穆斯林在斋月期间封斋,并且表示中国宪法确保维吾尔人的宗教自由。但是新疆地方政府官方网站上发布的消息显示,当局限制或者禁止一些维吾尔人过斋月,包括中共党员、他们的亲属、学生、国营企业和国营组织的雇员等,而且他们还举办了教育活动,介绍“宗教极端主义”的危险。有关当局还举行早间会议,以便确保学生和工人吃早餐。据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政府的网站说,当局下令餐馆和杂货店在斋月期间继续营业并供应酒类。

 

新疆给地要求申请清真寺进门证才可以在当地清真寺做礼拜的限制仍然有效。从2016年10月开始,新疆几个州的当局进一步限制人们的出行,要求居民将护照交给当地派出所进行年检。宗教少数民族也报告说,机场、火车站和公路安全检查站都加强了安检。

政府提供方便参加朝觐,穆斯林可以通过网上或通过当地官方伊斯兰协会提出申请。据媒体报道,当局惩罚那些企图通过政府安排以外的路线参加朝觐的朝圣者。据国家宗教事务局统计,今年约有1.28万名中国穆斯林参加了朝觐,比2016年减少近2000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报告,2016年沙特阿拉伯给中国朝觐人数的年度配额低于印度等其他国家,例如,印度在这一年获得17万5025个名额。中国官方媒体称,新疆的朝觐者占了近四分之一的总人数,但独立消息人士称,只有1400名维吾尔穆斯林能够参加朝觐。这些数字包括派去监视穆斯林公民、防止未经批准的活动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官员和安全官员。维吾尔穆斯林报告说,他们难以参加国家批准的朝觐之旅因为很难符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办的官方朝觐所规定的标准,政府没收了在新疆的维吾尔人的护照,维吾尔人报告说,几乎没有人能够把旅行证件再拿回来。据媒体报道,对维吾尔人朝觐的年龄规定限制在60岁以上,这也减少了前往麦加的人数。根据国家宗教事务局和媒体报道,那些被选中参加国家认可的朝觐旅行的人必须接受政治和宗教“教育”。据报,获准参加朝觐的维吾尔人在朝觐期间每天被强迫参加政治学习。一些组织报告说,政府审批朝觐申请时比较偏向回族穆斯林,而不是维吾尔穆斯林。据报道,选择通过政府合法渠道以外旅行的穆斯林在试图通过第三国旅行时经常有被递解出境的风险。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3月23日中共将和田地区策勒县一位中共官员降职,因为她在家中举行穆斯林婚礼(尼卡哈)。据报道,一位当地汉族官员说,大多数穆斯林地区的法规明确规定不应该在自己家中举行婚礼,并且所在村的党支部书记和特别任命的宗教负责人必须参加,因为不这样做“可能会鼓励异常的观点,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主权”。

当局继续防止在新疆发生任何“非法”宗教活动,并且在民族团结的名义下,将汉语语言和文化置于维吾尔族语言和文化之上。当局把对共产党的忠诚视为最重要的价值观。。据报道,当局鼓励成千上万维吾尔人参加穿汉族传统服装、表演太极拳和唱国歌的仪式。

据媒体报道,新疆当局8月逮捕了20多名哈萨克族穆斯林大学生,因为他们穿着宗教服装,背诵每日祷告。安全部队密切监视大学生并禁止宗教活动。

政府要求新疆西北部的学生向教师汇报其家庭宗教活动的情况,包括说明家中有谁祷告过,参加过宗教仪式,或者戴过头巾,留过胡子。据媒体报道,作为旨在阻止宗教意识形态进入学校的一种手段,教师每年都会进行这些调查,并且向安全部门汇报。

据当地消息来源,宁夏、甘肃、青海和云南等省区的回族穆斯林从事宗教活动时所受的政府干预仍然比维吾尔人受到的干预少。回族穆斯林报告说,他们可以自由地按照家庭习俗行事,如斋月期间封斋、穿衣、祷告以及朝觐。不过他们报告说,他们在工作期间得不到特别的时间来祈祷,在伊斯兰节日也得不到休息。他们表示,他们与社区其他人受到同样的对待。

国家宗教事务局在地方和中央对穆斯林领导人举办宗教法规和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方面的培训。国家宗教事务局官员声称,他们认识到培养宗教领导人的才能促进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当局继续限制宗教材料的印刷和发行。政府把《圣经》的散发限制在三自爱国运动/中国基督教协会的实体中,比如他们所属的教堂、教会书店和神学院。个人不能直接从出版社订购《圣经》。未登记的教会的教友报告说,《圣经》供应和发行不足,在农村地区尤为如此。大约有11个省级“三自爱国运动”基督教出版社。当局只允许国家“三自爱国运动”合法地在中国出版《圣经》。据报道,虽然没有独立的中国国内的基督教书商,但非宗教性质的出版社也可以出版基督教书籍。大约20个批发中心和书店与国家“三自爱国运动”有关系。此外,据说当局允许拥有2000名以上成员的教会在教堂卖书。大约有700个教会有这样的书店。在这一年,当局继续限制每年可以出版的基督教书籍的数量,并仔细审查手稿草稿。当局还限制一些书店销售基督教书籍的能力。基督教组织试图使用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应用来分发基督教材料,但是报告说,政府通常不审查这些材料。

新疆当局正在进行“三非一品”运动,国际媒体报道,当局继续没收《古兰经》和祈祷毯,视其为非法宗教物品。这场运动还包括没收带有宗教符号的物品。

3月2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当地警方恐吓了被拘留的广福基督教新教家庭教会成员李红敏的妻子徐磊,在此之前她就丈夫的案子到北京上访。有关当局指控徐磊的丈夫从事非法商业活动,印刷《圣经》,徐磊代表丈夫提出上诉。3月底,徐磊的房东将她赶出去。

9月14日,河南省商丘县官员查封了一所基督徒开办的基督教青年书院,称这所学校给年轻人“洗脑”。据对华援助协会报告,有关官员还没收书籍,并从学院中拿走一台电脑和其他材料。

自由亚洲电台10月报道,北京当局查封了一家伊斯兰教书店和出版社。他们还以恐怖主义罪名逮捕了东乡族穆斯林的书店经理。这家出版社专门从事与回族穆斯林有关的出版。

新疆高级人民法院、公安厅、文化厅和工商行政管理局继续限制被政府确定为宣扬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音像制品。当局禁止在互联网、社交媒体和网上市场传播这类材料。作为这些措施的一部分,警察可以随机拦下个人,检查他们手机里是否存有敏感内容。

有报道称,当局限制为宗教仪式和宗教用途而购置或者使用建筑物。据新闻报道,当局继续逮捕和骚扰浙江省的教会领导人,政府继续进行“三清一拆”行动。浙江省政府在2013年宣布开展这项行动,包括拆毁当局称为“非法”的教堂建筑。基督教社区报告说,许多要拆毁的教堂都有建筑许可证和其他官方文件,显示他们的建筑得到有关当局的正常批准。

许多教会官员、记者和评论人士说,“三清一拆”行动的重点是拆除基督徒使用的建筑。教会牧师和他们的教会成员继续公开抵制官方拆除十字架,包括拉起人墙,更换或重新安装十字架,导致与警察一再发生冲突和对峙。一些观察人士估计,自2014年开始行动以来,政府在浙江省拆除了多达2000个十字架和建筑物。《国际十字架报》报道说,9月20日,河南省唐河县地方官员强行拆毁了在官方登记的圣恩堂教堂顶部的十字架。在拆除期间,十字架起火。8月3日,江西省上饶市官员强行拆除了一座仍在建设中的教堂的十字架。据报道,这是江西省拆除10个十字架行动中的最近的一次。

据对华援助协会报告,在河南省,政府雇用的人员1月冲进国家承认的大理基督教堂,将几名教会官员锁在一间办公室里,没收他们的手机,扔掉他们的电话卡,捣毁和抢劫教堂财产,用一辆推土机拆毁了一部分教堂建筑。

2016年4月,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局报告,查封了贵州省79个佛教和道教信教场所和254个基督教信教场所,声称这些地点是非法建立的,活动也是非法的。

据天主教新闻社报道,5月5日,河南省商丘市300名警察拆毁了一座教堂,殴打试图阻止拆毁的信徒,将他们推倒在地,并拘留了40名信徒。当地官员说这座教堂是“违章建筑”,并下令拆毁。他们还说教会没有支付其他村民要求的“道路使用费”。当教会牧师试图与官员讨论这个问题时,当局拘留了他。

6月,四川省巴中市政府宣布查封10个宗教聚集场所,因为没有依法向政府登记。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当局12月拆毁了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的一座天主教教堂。300名教区居民对这一行动进行抗议。

 

政府在全国各地继续限制院校宗教教育。穆斯林和基督徒还报告说,他们在大学生中谈论信仰的能力受限。政府严格禁止学生宗教组织聚会。地方公安局官员经常警告宗教学生团体不得聚会。

想要入读官方神学院或其它宗教院校的个人必须获得官方爱国宗教协会官员的支持。政府继续规定学生要显示出“政治上可靠”,而且政治问题也会包含在宗教学院毕业考试中。基督教新教代表报告说,在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控制的神学院,有关官员指示教员要进行“神学重建”,使基督教新教的教义符合社会主义。登记和未登记的宗教团体都报告说,训练有素的神职人员短缺,部分原因是政府控制神学院的录取。

浸信会出版社报告,浙江省和河南省有关部门通知教会禁止对未成年人进行宗教教育,包括主日学校和教会夏令营。据报,河南省当局表示,禁止教会夏令营是由于潜在的高温健康风险。8月,当局通知浙江省100多个教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教堂或者参加宗教活动。

有关官员继续举办“反邪教”学习班,开展影响学童和他们家人的宣传运动。一些官员要求家长签署声明,保证他们不会参加未登记教会和与法轮功有关的“邪教组织”活动,以此作为让他们的孩子入学的前提条件。据媒体报道,有关当局强迫新疆政府雇员签署保证书,保证不发表宗教或政治言论。对不签保证书的惩罚是禁止他们的孩子上大学或受到行政调查。

当局继续允许一些爱国宗教协会认可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神学院学生、穆斯林神职人员、以及佛教僧人出国进行更多的宗教研究。不隶属爱国宗教协会的宗教工作者说,他们在取得护照或官方批准出国留学时遭遇困难。

官方媒体经常将正在进行的反腐行动与腐败官员的宗教信仰或者迷信联系起来。这些信仰包括主流宗教信仰和算命或者占卜。

对华援助协会说,河南省驻马店农村地区的官员5月禁止一个家庭教会集会,指责它属于一个邪教组织,其活动属于“异端邪说”。

据人权团体报告6月12日,警察跟踪阮浩南,并在当地派出所拘留了他和教友。阮浩南在家里举办江门丰乐教会的基督徒聚会。有关官员讯问了他们,并命令他们承认参加了一个“邪教”。据称这种指控经常用来打击基督徒的教会活动。当天晚些时候,警方强行进入阮浩南的公寓,逮捕了他怀孕的妻子罗燕彩,警方没有向她的家人出示任何批准逮捕的文件。尽管没有提及任何“邪教”活动,但警方强迫教会成员签署一份文件,表示他们参加了邪教,以此作为释放他们的条件。7月13日,警方允许江门丰乐家庭教会牧师李万华和阮浩南取保候审。警方是在6月15日逮捕教会牧师李万华的,指控他“组织和利用邪教破坏执法”。

政府政策继续允许宗教团体从事慈善活动。有关规定特别禁止宗教组织在开展慈善活动时传教。像其它所有慈善团体一样,政府规定宗教慈善团体必须向政府登记。一旦登记成正式的慈善组织,就允许它们公开筹款,获得税务优惠。政府不允许任何类型未登记的慈善团体公开筹款,招聘员工,开设银行账户或者拥有财产。据一些未登记的宗教团体说,政府要求宗教慈善机构申请登记时要有当地官方宗教事务局作为共同推荐人。当局常常要求这些团体隶属五个爱国宗教协会之一。

当局允许一些海外信仰援助组织协同地方当局及国内团体提供服务。一些未登记的宗教团体报告,地方当局限制他们提供社会服务的能力。

属于政府未正式承认的宗教团体的外国居民报告说,当局允许他们进行崇拜。不过根据政策,外国人不得传教、在未登记场所从事宗教活动、或者在宗教场所和当地公民从事宗教活动。在许多情况下,当局禁止公民参加准许为外国居民开放的宗教团体的崇拜活动。在有些情况下,据报有关当局驱逐了未经政府批准就试图与中国公民一起进行宗教活动的外国人。一些被拒绝登记的外国人在未经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仍然集会。警察曾经数次突击检查这些集会,据说在敏感节假日期间压力更大。

2月,国际媒体报道当局逮捕和拘留了两名在辽宁省帮助在中国的朝鲜脱北者的韩国牧师。据媒体报道,当局还加强了逮捕基督教传教士和将他们递解出境的力度。此前,当局经常向传教士发出警告,并允许他们在一个月内离境。国际媒体消息人士称,东北三省的安全部门逮捕和扣留传教士的情况更多,并且收走他们的电子设备。

政府继续努力限制达赖喇嘛的活动。6月,外交部抗议达赖喇嘛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举办的一系列讲座和毕业典礼演讲。在达赖喇嘛进行毕业典礼演讲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宣布不再为前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学习或者研究的中国访问学者项目提供资金。

第三节 社会尊重宗教自由的状况

由于宗教、文化和民族往往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很难把很多事件归类为仅仅因为宗教身份引起的社会歧视。比如藏传佛教徒和维吾尔穆斯林这种宗教和少数民族群体在全国各地受到制度性歧视,既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也由于他们是具有独特语言和文化的少数民族。

社交媒体上的反穆斯林言论仍然普遍存在,不过政府9月宣布将在互联网上审查一些反伊斯兰言论。据《南华早报》报道,许多社交媒体文章批评云南沙甸的回族穆斯林,说地方政府对他们过于宽容。据媒体报道,一些人抵制一家提供清真餐的食品送货服务公司。有些人认为对穆斯林过于优待的一些做法应该提出批评,并且把所有的穆斯林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说,乌鲁木齐郊区的一位汉族居民说,如果没有新的安全措施,“每次我看到一张看起来不像我的脸,我都可能会怀疑他们是不是来自国外的恐怖分子”。在新疆,歧视维吾尔人的政策和让汉族人有更多经济机会的政策加剧了维吾尔穆斯林与汉族和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

尽管《劳动法》条款反对基于宗教信仰的就业歧视,但一些雇主公开歧视宗教信徒。一些基督教新教徒报告称,雇主因为他们的宗教活动而终止和他们的雇佣关系。新疆的穆斯林在就业时受到歧视,因为在工作场所敬拜而失去他们的工作和被当局拘留。还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报告,雇主由于他们修练法轮功而解雇他们。在一些情况下,房东基于宗教信仰的理由歧视潜在的租户。

第四节 美国政府的政策和参与

美国国务卿、大使和其他大使馆以及总领馆的代表一再公开表示对践踏宗教自由的担忧。8月15日,国务卿说:“在中国,政府实施酷刑、拘留和监禁成千上万从事宗教信仰活动的人。”他说,2016年有数十名法轮功成员在被关押期间死亡,增加了一些限制维吾尔穆斯林和藏传佛教徒宗教表达的警察政策。

大使馆官员定期会见管理宗教事务的政府官员,一方面是为了倡导更大的宗教自由和宽容,另一方面是为了获得更多有关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政策的信息,包括在新疆如何对待维吾尔穆斯林的信息。

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包括美国大使,敦促中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官员,包括外交部和国务部的官员,更有力地保护宗教自由,释放良心犯。美国大使在与中国高级官员私下外交时强调了宗教自由。美国国务部、美国驻华大使馆和总领事馆经常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良心犯,包括由于宗教原因被关押的个人。

美国大使、各位总领事和其他美国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官员会晤宗教团体和学术界、非政府组织、登记和未登记的宗教团体成员、以及宗教犯人的家属,加强美国对宗教自由的支持。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官员在宗教节日期间为宗教领袖主办活动,和宗教领袖进行圆桌讨论,传递社会中宗教多元化的重要性,并且了解宗教界面临的问题。美国大使馆支持一批宗教领袖和学者参与和宗教作用及宗教宽容有关的交流项目。美国大使馆安排向中国宗教事务官员引荐美国宗教界和与宗教界交往的美国政府机构。美国大使馆和总领馆经常主办公众活动,促进理解和宽容,例如有关宗教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学术讨论,以及强调少数民族宗教群体的活动。

当局不断骚扰和恐吓宗教领袖,劝阻他们不要与美国官员交谈。当局经常阻止宗教团体成员出席大使馆和总领事馆的活动,安全部门对参加这种活动的人进行问讯。

自1999年以来,根据1998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法》,中国一直被归类为“特别关注的国家”,理由是从事或者容忍非常严重的践踏宗教自由的行为。12月22日,美国国务卿再次将中国归类为“特别关注的国家”,并且指定了对于这种归类要实施的下列制裁:按照《对外关系授权法》1990-1991财政年度(P.L. 101-246),根据该法律402(c)(5)部分,继续执行限制向中国出口犯罪控制和监测仪器和设备的措施。

西藏:2017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执行摘要

 

美国承认西藏自治区和在其它省份的藏族自治州、县是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是把对宗教信仰的保护限定在“正常的宗教活动”范围内,却没有定义什么是“正常”。在西藏自治区和其它藏区,当局继续广泛干预宗教活动,尤其是藏传佛教寺庵的活动。由于宗教活动而被强迫失踪、肉体虐待、未经审判的长期拘留和逮捕等事件都有报告。旅行限制妨碍了传统的宗教活动和朝圣。根据大量消息来源,在政治敏感事件和宗教纪念日以及达赖喇嘛的寿辰前后,压制有所增加。为了抗议政府政策,导致威胁生命的重伤甚至致命的自焚还在继续,,至少有6个人在这一年里自焚,包括两位僧人。另外一个报告说,拉萨一名男子在大昭寺附近进行抗议,自己割喉身亡。当地消息来源说,在这一年里,当局继续实施一项持续多年的项目,至少驱逐了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和亚青寺的1.15万多名僧尼,捣毁了多达6000座他们的住宅,并迫使许多僧尼接受“爱国主义再教育”。政府经常诋毁大多数藏传佛教徒奉为最重要的精神领袖的达赖喇嘛,并禁止藏人敬拜他和那些与他相关的宗教领袖。当局经常声称藏传佛教寺院从事分离主义和支持独立的活动,破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此证明官方对这些宗教机构的干预是正确的。

 

根据多个消息来源,一些藏人在求职、经商或朝圣旅行时遭遇社会歧视。由于民族特征和宗教习俗往往密切相关,许多事件很难归类为完全基于宗教信仰。

美国政府一再向中国有关当局施压,要求尊重所有信仰的宗教自由,允许藏人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保留、实施、传授和发展他们的宗教传统和语言。美国官员向中国政府最高层表达了他们对中国政府严厉限制西藏人民行使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宗教自由和文化权利所感到的担忧。美国大使馆和其他美国官员敦促中国政府重新审视威胁西藏独特宗教、文化和语言特征的政策,包括正在进行的色达喇荣寺五明佛学院和亚青寺佛学院拆迁问题。美国官员强调,达赖喇嘛转世的决定应该完全由宗教领袖做出。虽然外交官进入西藏自治区仍然受到严格控制,但美国进行了三次访问:一次是7月份一位领事的访问,另外两次分别是4月和11月美国驻成都总领事的访问。美国官员在4月和11月访问期间向西藏自治区政府官员强调了尊重西藏宗教自由的重要性。7月,美国国务部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的代理助理国务卿会见了嘉旺噶玛巴,强调美国继续支持宗教自由。

第一部分 宗教人口统计

 

根据中国2010年11月最新人口普查的官方数据,西藏自治区有271.64万藏人,占总人口的90%。汉族人占大约8%。其余是其他民族。不过一些专家认为,汉族人和在那里生活的其它非藏人数字被大大地低估了。在西藏自治区以外,官方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藏人占青海省总人口的24.4%,四川省的2.1%,甘肃省的1.8%,云南省的0.3%,不过,在这些省内被指定为藏族自治地区的区域内,藏人的比例要高​​得多。

大多数藏人信奉藏传佛教,尽管有相当数量的少数人信奉佛教出现之前就存在的土著宗教苯教,还有少数人信奉伊斯兰教、天主教或者基督教。一些学者估计,在青藏高原各地有多达40万苯教信徒追随达赖喇嘛,有些人认为自己是藏传佛教徒。学者们还估计,在西藏自治区有多达5000名藏人穆斯林和700名藏人天主教徒 。传统藏区的其它居民包括汉族人,很多信奉佛教(包括藏传佛教)、道教、儒教、传统的民间宗教,或声称是无神论者;还有回族穆斯林,以及非藏人天主教徒或者基督教新教徒。

第二部分 政府尊重宗教自由的状况

 

法律框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是把对宗教信仰的保护限定在“正常的宗教活动”范围内,却没有定义什么是“正常”。宪法禁止国家、公众团体和个人强迫公民信仰或不信仰任何宗教。宪法规定不得利用宗教扰乱公共秩序,伤害公民的健康或者干预教育体系。宪法规定宗教团体和事务“不受任何外国控制”。宪法还声称公民有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权利。不过,只有属于五个国家批准的“爱国教会”(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之一的宗教团体才获准在政府登记,合法举行敬拜仪式或者其它宗教仪式和活动。

中央政府的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布的法规将政府控制西藏宗教领袖的人选确定为法律,包括喇嘛转世。这些法规规定,根据喇嘛可能影响的地域,相关行政部门可以拒绝认定某位喇嘛的转世,而且转世必须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国务部有权拒绝承认“格外有影响力”的高层喇嘛的转世。这些法规还规定,任何外国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预转世喇嘛人选,所有转世喇嘛必须在中国境内重生。政府有一份官方承认的转世喇嘛登记名单。

在西藏自治区内,国家宗教事务局发布的法规使国家控制藏传佛教的所有方面,包括宗教活动场所、组织和人员。根据国家《藏传佛教寺庙管理办法》框架下制定的地方法规,西藏自治区和其它藏区的政府控制寺院、庵堂和其它藏传佛教中心的登记。管理办法还正式授权政府控制宗教建筑的建设和管理,要求寺院在举办大型宗教活动或者集会之前要获得官方的批准。

9月,中央政府国务部发布了《宗教事务条例》修订案,该条例计划于2018年2月1日生效。修订的内容规定宗教团体向政府登记,加大对未经授权的宗教活动“提供设施”的处罚力度,以及限制与境外宗教机构的接触,包括新规定要求宗教团体成员在出国旅行之前要申请批准,禁止“受外国势力支配”。修订增加了对宗教学校的规定,并对宗教团体开展业务或投资设置了新的限制。此外,修订的条例规定宗教活动“不得损害国家安全”。虽然现行条例规定宗教团体有义务遵守法律和维护国家统一,但新修订的条例规定了应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具体步骤。新的条例还限制宗教团体的网上活动,规定这些活动要由省宗教事务局批准。

宗教组织要建立宗教场所,必须在提出修建设施之前和在那个场所进行敬拜活动之前分别得到相关地方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批准。宗教组织必须提交数十份文件,以便在一次或两次审批过程中进行注册,包括其宗教活动的详细管理计划,详尽的财务记录和所有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没有经过正式登记手续的宗教团体不可能合法拥有一个固定设施或者崇拜聚会空间。因此,每次他们想预定崇拜场所,例如租用酒店或公寓时,他们都要向政府机构专门申请批准每一次活动。无论是通过正式登记手续,还是申请批准每一次活动,如果没有事先批准,都被视为非法宗教活动,可能会受到刑事或行政处罚。

西藏自治区政府有权拒绝任何建立宗教团体的申请。法规还要求僧尼在前往西藏自治区内其它地区或者县级城市“进行宗教崇拜”、从事宗教活动、学习或讲经之前,先获得原住地和前往县官员的许可。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族自治州也有类似法规。

在中央政府层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和国家宗教事务局,在五个“爱国宗教团体协会”(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道教)的支持下,负责制定宗教管理政策。在地方上,要求党的领导和统战部、宗教事务局和国家控制的中国佛教协会的下属机构协调,在寺院里执行宗教政策,很多藏区寺院驻有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包括公安人员。

中共党员,包括藏族党员和党员退休官员,都必须是无神论者,被禁止参与宗教活动。属于宗教组织的中共党员要被开除党籍,不过这些规定并没有普遍执行。

政府行为

摘要段:据媒体和人权组织报告,在整个青藏高原都有报道说,存在由于宗教活动而被强迫失踪、长期拘留和法外逮捕、以及被强制驱逐出寺院、限制宗教聚会、摧毁与寺院相关的住宅等情况。有6次自焚事件和一起报道出来的其他方式的自杀事件,以抗议政府的政策。人权活动人士说,当局继续使用包括由于不满行动而连坐惩罚家人或者社区的人等恐吓手段,强迫他们服从政府的规定,试图以此减少反政府示威的可能性,展现出稳定的形象和得民心的表面现象。安全部队常驻一些寺院,有时穿着寺院人员的服装。当地消息来源说,在这一年里,当局继续实施一个多年项目,至少又驱逐了色达喇荣寺五明佛学院和亚青寺的1万1500多名僧尼,捣毁了多达6000座他们的住宅,并迫使许多僧尼接受“爱国主义再教育”。在藏区很多地方,警察拘留那些要求自由、人权和宗教自由,或表达支持达赖喇嘛,或者表示与那些自焚者站在一起的学生、僧人、俗人和其他人。有几位僧人在没有正式刑事起诉的情况下被拘留。例如,当局2月份拘留了格尔登寺的僧人洛桑次成,因为他高呼支持西藏自由和达赖喇嘛的口号。在政治和宗教敏感纪念日和敏感事件前后,对宗教活动的限制尤为严重。西藏学者说,中国政府禁止未成年人进入寺庵,限制僧尼的旅行,威胁了藏传佛教的传统传播和敬拜活动。据人权组织反映,当局严格审查和争取控制寺院的运作,并限制以宗教为目的的旅行,包括前往邻国印度和尼泊尔。据报道,苯教教徒受到许多与藏传佛教教徒相同的限制。

同往年一样,仍然有藏人自焚,以抗议政府的政策。据报本年有6名藏人自焚,而2016年是3人,2015年是7人,2014年是11人,2013年是26个人。一些专家认为,自焚人数继续相对减少的报道是基于当局更加严格的管控。据新闻报道,地方当局起诉和囚禁了数量不详的藏人,说这些人协助和煽动自焚,包括自焚者的家人和朋友。据报道,当局还采取措施限制自焚事件和其它抗议的新闻在西藏社区及以外地区散播,包括威胁那些告诉外国人这种信息的人,可能判处他们高达15年徒刑。还有很多报道说,有关官员为此关闭或限制当地的互联网和手机服务。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和其他团体报告称,16岁的恰多嘉5月在甘肃省夏河县博拉镇自焚,他呼吁西藏自由和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据一些当地消息来源称,在自焚事件发生后,当地警察拘留了恰多嘉的父母和其他家人,审问他们,并威胁他们说,如果不与安全官员合作,就会有“严重后果”。截至12月,当地消息来源称当局已经释放了恰多嘉的父母,但指示他们不要讨论这个事件。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3月18日,来自西藏新龙县的24岁农民白玛坚赞为了抗议政府政策而在甘孜自焚。他的命运目前还不清楚。

自由亚洲电台还报道说,4月15日,另一名新龙县居民,39岁的旺楚次丹在甘孜自焚。他是4个孩子的父亲。自由亚洲电台的消息来源说,他在被烧死时高呼达赖喇嘛万岁。这位消息人士补充说,次丹生存下来的可能性很小。

5月19日,吉尔特僧院22岁的僧人嘉央洛色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一家医院附近自焚。自由亚洲电台的一篇文章引述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说:“他在抗议中死去了”,但是警察把嘉央洛色遗体搬走,拒绝把他的遗体交给要求收尸的家人。

据报道,11月26日,63岁的西藏僧人丹噶在甘孜县一个寺院内自焚死亡。在身体燃烧时,丹噶高呼西藏自由。之后,据报大批安全人员封锁了这个地区,在南多乡的丹噶的家属被置于中国警方监视之下。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12月23日,格尔登寺前僧人贡贝在阿坝的主要道路上自焚,许多其他要求西藏自由的自焚和抗议活动也发生在那里。据报道,由于中国当局封锁了该地区,所以有关贡贝身份和状况的详细信息很晚才获得。贡贝大约30岁,从小就进入这家寺院,但后来还俗了。据报道,贡贝的父亲被当局拘留,当局和他讨论了他儿子的医疗费用。

6月,自由西藏运动网站报道,一名西藏男子在西藏首府拉萨的大昭寺附近割喉身亡。在他自杀之前,这名男子高喊:“我们没有自由和权利!”当局称该事件是自杀事件,没有提及发生了任何形式的抗议。

今年2月,著名转世喇嘛政治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侄女尼玛拉姆在日内瓦第9届人权与民主峰会上作证说,中国当局拒绝给她的叔叔公平审判和医疗假释,尽管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尼玛拉姆叙述了2015年导致丹增德勒仁波切在监狱中死亡的神秘情况,以及政府拒绝其家人在他死后举行佛教仪式和寻找他的转世灵童的工作。尼玛拉姆说,她的家人直到2016年才离开西藏,中国当局继续骚扰并威胁要起诉他们,因为尼玛拉姆继续争取为她已故的叔叔讨回公道。她报告说,为丹增德勒仁波切伸张正义的其他当地藏人被逮捕,而且被当局“开枪打伤”。

政府继续坚称1995年中国政府选定的确吉杰布是真正的班禅喇嘛转世。据许多藏传佛教僧人和中国境内的学者说,中共统战部和宗教事务局的官员经常向僧人和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普通民众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出席确吉杰布主持的法会。包括命令昌都的每个藏人家庭派出家庭成员参加9月的法会,以确保数万人对他表示尊崇。当局将班禅确吉杰布安置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这里是班禅喇嘛传统的驻地。中国当局1995年拘留了被达赖喇嘛和大多数西藏人认可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更登确吉尼玛及其父母,他当时6岁,而且一直没有回应国际观察员要拜访他的请求。中国国内和流亡的西藏社区成员认为他被中国政府强行失踪,二十多年争取拜访他的努力一直没有成功。他和他的父母仍然下落不明。班禅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位仅次于达赖喇嘛的第二位杰出的上师。

 

政府继续行使批准藏传佛教喇嘛转世灵童和监管他们宗教教育的权力。此外,当局密切监督许多重要的年轻转世活佛的教育。在西藏自治区和一些其它藏区,由政府官员来继续管理挑选转世活佛的经师和世俗老师的人选,而不是由宗教领袖管理挑选,这严重偏离了传统习俗。宗教领导人报告说,当局干扰喇嘛转世和僧侣的宗教教育的一部分行动,就是通过强调世俗生活的特点来鼓励这些年轻男子自愿不穿藏袍,而不是守规矩和过严谨的宗教生活。宗教领袖继续对这些和其他干扰感到担忧,担心宗教传统能否世世代代延续下去。据媒体报道,截至12月,在去年获得批准的包括1300多个“活佛”的名单上,政府增加了7个16岁以下的“活佛”。这些新增加的活佛继续接受爱国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培训。中国佛教协会宣布,它所说的“权威性”的1311名“活佛”的数据库已经接近完成。达赖喇嘛或者丹增德勒仁波切都不在这个名单上。

政府限制佛教寺院和其他机构的规模。据当地消息人士说,在世界上最大的藏传佛教佛学院所在地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洛若乡,本年度政府至少将大约9000名僧尼赶走,那里2016年的人口是两万人,并且拆除了大约4000座住宅。据中国媒体报道,政府表示,拆迁是为了防止火灾并且加强人群控制。维权组织表示,如果安全是这次政府行动的主要动力,那么可以通过设立一些规定(如建造符合消防安全法规的住房)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大规模的拆迁和驱赶。当地消息来源指出,拆迁是为了给旅游基础设施清除道路,并且阻止该地区以外僧尼和俗人来佛学院学习,特别是汉族人。据报道,色达喇荣寺五明佛学院的领导人建议居民不要抗议拆迁,希望挽救佛学院。

据当地消息来源说,在这一年里,当局至少拆毁了2000座住宅,从也在甘孜州的亚青寺驱赶了大约2500名僧尼。在亚青寺总共有大约一万名僧尼。据当地消息来源报告说,从亚青寺返回在西藏自治区的家乡的僧尼被告知,他们不得进入那里的任何寺庵,也不得参加任何公开的宗教活动。

3月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公布了一封由包括宗教自由和信仰特别报告员在内的6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在2016年写给中国当局的信,他们写道:“虽然我们不希望预先判断这些指控的准确性,但是我们对信奉佛教的藏人文化和宗教习俗以及色达喇荣寺和亚青寺的严厉镇压表示严重关切。”

中国当局的目标针对那些在中心地带或者方便地点的寺院或者寺庙,使藏传佛教徒更难以礼拜。例如,当地消息来源称,中国当局最近拆毁了位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佛教徒主要崇拜场所和著名的旅游景点巴嘎寺(白岩山寺),声称那里存在交通安全问题。

有报道说,存在任意逮捕和虐待宗教囚犯,并且在没有刑事起诉的情况下长期羁押宗教人士的情况。2月,当局拘留了格尔登寺的僧人洛桑次成,因为他公开呼喊支持西藏自由和达赖喇嘛的口号,并且高举他的照片。当地消息来源报告说,警察严重殴打了洛桑次成。自从他在阿坝州被拘留之后,他仍然情况不清,下落不明。

据报,当局3月逮捕格尔登寺年轻的僧人洛桑达杰,因为他单独在阿坝州举行对中国政府的抗议。警方在抗议发生不久就拘留了洛桑达杰。他至今下落不明。

据报,当局5月拘留了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俄普寺的僧人贡布(只有这个名字),当地有关部门怀疑他向外界传播了有关当地抗议活动的信息。据报,抗议活动涉及今年早些时候自焚的旺楚次丹和白玛坚赞。贡布至今下落不明。

5月,甘肃省玛曲县警方第二次拘留50岁的藏人医生和木拉寺僧人克珠。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消息,当局指控克珠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达赖喇嘛的教义,撰写和转发支持色达喇荣寺僧尼的博文,并倡导宗教自由和藏人文化权利。克珠至今状况不清,下落不明。

据《国际西藏邮报》报道,7月29日,中国当局在德阳监狱释放了格尔登寺的僧人洛桑格桑。2011年洛桑格桑自焚抗议中国的压迫统治,警方拘留了他。《国际西藏邮报》的消息来源透露,洛桑格桑获释后,在西藏东北部的家中处于严密监视之中。没有关于他的状况的其它消息。3月28日,当局从四川省德阳监狱释放了另外一位格尔登寺僧人洛桑贡确。他由于举行自焚抗议而服刑6年多。他的腿在监狱中被截肢。洛桑贡确获释后,在麦尔玛乡的家中受到严密监视。

格尔登寺的僧人洛桑次仁仍然状况不清,下落不明。据报2016年他独自在阿坝县举行抗议北京统治西藏的活动,当局拘留了他。在抗议期间,他戴着一条哈达,举着一张达赖喇嘛的照片,高呼达赖喇嘛万岁。据报,在他被关押期间,监狱官员殴打他。

另外,四川省甘孜州觉日寺的堪布(住持)巴嘎和僧人格西(佛学博士)奥坚也情况不清,下落不明。当局在2016年拘留了他们,在此之前,觉日寺为达赖喇嘛的康复组织了大规模祈福活动。当时达赖喇嘛正在美国接受治疗。

由于获得在押囚犯的信息有限,因此难以确认藏人宗教良心犯的确切数量、难以确认他们受到的指控,或者评估他们遭受虐待的程度和严重性。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中国政治犯数据库存有11月5日之前已知或者认为被拘押的1414名藏人政治犯或者宗教犯的记录。后来的一份针对西藏的统计包括512名仍然被关押或者在狱中的藏人政治犯,他们在12月29日之前被拘留。这512名政治犯当中,有506人是在2008年3月或者之后被拘押的。那是中国藏区掀起政治抗议浪潮的开始之时。在这506位已知在服刑的人当中,藏传佛教僧尼和经师占了212人。

据报道,当局继续在青藏高原的许多寺庵进行“爱国主义再教育”活动,强迫僧尼参加“法制教育”,谴责达赖喇嘛,表示忠于政府认可的班禅喇嘛,学习普通话以及赞美中共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材料。人权观察组织报告了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大约25名年轻的剃了光头的藏人尼姑身穿军装,在一个派出所或者政府办公室里成排地立正。据报道,当局把这批人驱逐出色达喇荣寺五明佛学院,这些女子齐声高呼:“藏族人和中国人是同一个母亲的女儿,母亲的名字叫中国。”另一段视频据说显示藏人尼姑伴随一首共产党歌曲唱歌跳舞。由于佛教尼姑都发誓不唱歌、不跳舞、不看娱乐节目,报告认为这些表演是政治再教育强迫她们进行的。

 

据许多观察人士说,藏传佛教僧尼不满的主要原因包括:当局要求所有在寺院和佛学院学习的18岁以下的僧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这些人还不能合法进入寺院和佛学院:严格控制宗教活动;以及对许多寺庵进行粗暴的监视,包括派中共官员和公安人员常驻、在宗教场所和寺院公开安装摄像监视系统。一些寺院的高僧继续报告说,他们与当地官员达成了非正式协议,只要政府对寺院的管理采取放手的方式,寺院的僧人就不会举行抗议或者自焚。

中共继续禁止党员参加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不过许多西藏政府官员和中共党员有宗教信仰。

政府官员经常公开诋毁达赖喇嘛,指责“达赖集团”和其它外部势力煽动藏人举行抗议活动,表示这种行为是企图“分裂”中国。2月,西藏自治区新任党委书记吴英杰呼吁全区僧尼“坚决与‘达赖集团’作斗争,捍卫祖国统一”。9月,吴英杰指示各个党政机构减少“消极的宗教影响”确保全区宗教人物意识到,他们要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集团”划清界限。西藏自治区当局继续禁止在给小孩起名字时将达赖喇嘛的姓名或者达赖喇嘛加持的一系列名字放在小孩的名字当中。

虽然当局允许进行一些传统的宗教仪式和活动,但他们继续对宗教领袖的活动和俗人的宗教聚会保持严密的控制,将许多宗教活动限制在官方指定的敬拜场所,限制或者取消宗教节日,并防止僧侣前往村庄参加政治敏感的活动和宗教仪式。政府压制那些被视为展示政治异议手段的宗教活动。例如,地方当局下令许多寺院和俗人不得庆祝或者组织公开集会庆祝达赖喇嘛在7月的82岁寿辰、1959年3月10日西藏起义周年纪念或者2008年3月14日整个青藏高原爆发“动乱”的周年纪念日。西藏自治区当局在这些纪念日期间禁止僧尼离开他们的寺庵。据当地消息人士说,四川省有关部门在藏区的主要寺庵进行了巡视,并且警告说,举办特别活动或者庆典活动的人要承担严重后果。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报告说,在1月和2月庆祝农历新年期间,当局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派“恐吓性的”武装人员监视在塔尔寺举行的一次祈祷仪式、在拉萨举行一系列会议,告诫僧尼遵守党的政策,以及视察驻扎在西藏佛教寺院的“部队”和干部。当局在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部署了部队监视祈祷活动。在11月初,政府禁止在色达喇荣寺五明佛学院举行一年一度的庆典祈愿活动,理由是活动会造成人潮拥塞,而且整建工程尚未完成。这是政府连续第二年不允许举行这个曾经持续了21年的节日庆典活动。

多个消息来源报告说,几乎在所有地方仍禁止公开崇拜达赖喇嘛,包括展示他的照片。很多地方官员认为达赖喇嘛的形象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象征。他们在高层官员访问期间摘掉寺院和私人住宅中的达赖喇嘛照片。政府禁止展示更登确吉尼玛的照片,他是达赖喇嘛和绝大多数藏传佛教徒认可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在西藏自治区的一些县里,展示达赖喇嘛像所受到的处罚包括关闭活动场地,驱逐出寺院,以及刑事起诉。

西藏自治区政府严格控制藏传佛教宗教文物的使用,并宣布文物以及宗教建筑和机构都属于国家财产。

消息来源继续报告说,安全人员专门盘查穿着宗教服饰的人,特别是来自西藏自治区那曲、昌都地区和西藏自治区以外藏区的人,在拉萨和其它城镇街头随意盘问他们。据报许多西藏僧尼在寺院外或中国各地旅行时选择不穿宗教服装,以避免这种骚扰。

在许多地区,18岁以下的僧尼被迫离开他们的寺院。7月,甘孜州卢霍县的消息来源报告说,根据2015年1月四川省的指示,政府已经从当地寺院送走了所有18岁以下的未成年僧尼,让他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12月18日的一份报告,有关当局告诉甘肃省玛曲县一名8岁女孩的父母,不准她上学,因为她的父亲参与了为西藏自由而举行的抗议。据报,她父亲在狱中遭受酷刑,而且不给医治。

据报,传统的寺院制度继续衰落,因为许多顶级佛教经师在印度或者其他地方流亡,或者客死他乡,当局也不允许从印度回去的一些经师讲经或者领导他们的机构。藏传佛教主要教派的领头人都在境外流亡,包括达赖喇嘛、噶玛巴、萨迦法王、达龙哲珠仁波切(2015年去世)和苯教领导人嘉华敏林崔千(9月去世)。

在过去三年里有多个消息来源还报告说,中国政府越来越多地限制藏传佛教僧侣到中国各个城市讲经。例如,著名的色达喇荣寺五明佛学院的宗教领袖堪布慈诚罗珠和堪布索达吉两人过去都在中国各个城市讲过经,但是现在不允许他们去了。当局还限制藏人在中国境内旅行,特别在敏感时期,限制住在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人到西藏自治区旅行。很多宗教人士在本年度报告说,他们很难进入西藏自治区讲经或者学习。政府还限制可以陪同那些获得许可的人前往西藏自治区的僧人的数量。藏传佛教僧尼说,这些限制有损寺院的教育质量。2008年拉萨骚乱后,许多僧侣被驱逐出西藏自治区寺院,2009年到2015年间一系列自焚事件以后,很多僧侣又被逐出格尔登寺,他们都还没有回来。有些僧侣不能回来是因为政府禁止他们返回。

许多藏人,包括僧人、尼姑和俗人,因宗教目的前往印度时继续遇到困难。在很多情况下,公安局官员拒绝批准他们的护照申请。在其它情况下,想要出国旅行的人只有在向地方官员行贿,或者保证不前往印度,或者保证在境外期间不会批评中国在藏区的政策之后才能够获得护照。据当地消息来源说,大量甘肃省、青海省和四川省的藏人等候多达5年才取得护照,而且对于耽搁这么久的原因没有得到任何解释。当局有时没收或注销先前发给藏人的护照,以防藏人参加在印度举行的涉及达赖喇嘛的宗教活动。流亡在外的僧尼仍然受到各种限制,特别是在印度的人,使他们难以或不可能进入藏区。

据报道,当局经常阻碍藏传佛教寺院提供宗教、教育和医疗服务。

根据政府政策,藏区内政府补贴的新房屋都建在乡和县政府所在地附近或者主要公路沿线。新的住宅附近没有可以前往进行敬拜活动的寺院,而且禁止建设新的寺院。传统上,藏人的村庄都围绕着寺院建立,寺院向社区成员提供宗教和其它服务。许多藏人仍然认为这种措施是中共和政府试图淡化宗教信仰,削弱寺院和社区之间的联系。

官方媒体报道称,当局继续将藏传佛教寺院与分裂主义和支持独立的活动联系起来,以证明他们的官方干预是合理的。西藏自治区的寺院日常行政事务过去主要由僧侣管理,而现在由寺院管理委员会和寺院政府工作组监管。这两个机构主要由政府官员和中共党员组成,加上少数政府认可的僧人。自2011年以来,中国在西藏自治区的所有寺院以及其它藏区的许多主要寺院都设立了这样的机构,例如四川省格尔登寺管理委员会。

8月,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公安局副局长扎巴被任命为世界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色达五明佛学院的党委书记兼院长。除扎巴之外,还有6名党的干部被任命担任这个寺院和佛学院的不同职务,包括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和管委会副主任。

根据对寺院管理的官方指南,各个委员会和工作组的领导和成员只能是“政治上可靠、爱国和忠诚的僧人、尼姑以及党政官员”。西藏自治区中共党委和政府要求所有寺院在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和5位中共领导人画像,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省和自治区、地区和自治州、县和地方政府都继续在许多寺院派驻中共干部,并在隔壁或者许多寺院里设立了公安派出所或者警务室。例如,据当地消息来源和9月的一份政府报告说,西藏自治区在1787座寺院里派驻了8000多名政府雇员在那里工作。在敏感事件和政治宗教纪念日期间,安全部队继续封锁进出重要寺院的道路。

据当地消息来源说,当局妨碍藏传佛教寺院从事环保活动,这是传统的藏传佛教修行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局担心这种活动可能在藏人中引发一种自豪感,尤其是在儿童中间,并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与中国文化的区别。

在某些情况下,当局对西藏自治区内外住在酒店里的藏人实施特别限制。据得到几个酒店证实的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警方规定禁止西藏自治区的一些酒店和宾馆接待藏人顾客,尤其是僧尼,要求其它酒店遇到藏人顾客入住时要通知公安局。

第三节  社会尊重宗教自由的状况

由于民族特征和宗教习俗常常紧密交织在一起,很难把许多事件仅仅归类为宗教事件。藏人,尤其是那些穿传统和宗教服饰的藏人,经常报告说,酒店拒绝他们入住,出租汽车拒绝搭载他们,而且在就业或者商业交易方面受到歧视。

据报,一些藏人学者和僧侣在7月试图组织一次非正式活动,在成都一个酒店讨论藏语教育当前的趋势,但酒店拒绝租用会议室,并且告诉组织者说,“宗教和少数民族聚会” 需要有关政府部门的事先批准。结果,这次活动改在一个茶馆里举行。

许多汉族佛教徒对藏传佛教感兴趣,向藏传佛教寺院和尼姑庵捐款。藏传佛教僧侣经常访问中国各个城市,向汉族佛教徒提供宗教教育。此外,越来越多的汉族佛教徒访问藏传佛教寺院。不过有关官员有时实施限制,使汉族佛教徒很难在藏区许多寺院长期修炼。

第四节  美国政府的政策和参与

 

美国政府官员,包括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的代理助理国务卿、美国驻成都总领事和其他官员、以及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官员继续实施持续的、协调一致的努力,鼓励在藏区有更多的宗教自由。

美国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办公室继续协调美国政府保留西藏独特的宗教、语言和文化特征的工作,以及促进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之间对话的事务。美国官员向中国政府各级官员一再提出西藏宗教自由问题,例如中国政府拒绝与达赖喇嘛进行对话,以及在色达喇荣寺五明佛学院和亚青寺佛学院正在进行的拆迁。除了提出制度性问题以外,例如向藏人颁发护照的问题,美国官员还对个人的宗教迫害和歧视案例、事件等表达了关切,希望获得更多信息。

4月,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和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官员会唔了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主任洛桑江村和自治区主席齐扎拉。美国官员强调了在西藏维护文化和宗教权利的重要性,并对西藏自治区政府未能保护当地西藏人在公共场所自由崇拜和集会的权利表示担忧。

美国官员经常向中国政府最高层表示,他们担忧中国政府严格限制了西藏人行使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宗教自由和文化权利的能力。

7月,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的代理助理国务卿会晤了大宝法王

噶玛巴,强调美国继续支持宗教自由。藏传佛教的四大教派中,有两大教派是他与达赖喇嘛共同领导的。同样在7月,美国官员会见了阿嘉洛桑图旦仁波切,他由于不同意成为中国政府指定的班禅喇嘛确吉杰布的经师而逃离中国,成为中国流亡的等级最高的转世喇嘛之一。11月,美国驻成都总领事会唔了一些西藏自治区政府官员,包括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和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罗布顿珠、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巨建华和林芝市党委书记马升昌。美国驻成都总领事呼吁西藏自治区政府尊重西藏人行使宗教自由的权利。

美国官员同藏区宗教领袖和宗教活动人士以及非政府组织保持着广泛的接触,监督宗教自由状况,但是旅行限制和其它限制使他们很难拜访这些人并与他们交流。尽管外交官进入西藏仍然受到严格控制,但是美国外交官在这一年还是访问了西藏自治区,当局批准了美国领事7月的一次访问和4月、11月美国总领事的两次访问。

 

香港:2017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执行摘要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及其它法律和政策规定,居民有良心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公开祷告、开展和参加宗教活动的自由。《人权法案条例》纳入了联合国《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保护宗教自由的内容。宗教团体无需遵守非政府组织向政府登记的法律规定,但是如果他们登记,就可以申请补贴和以优惠条件办学并租赁土地。法轮功学员报告说,他们一般能够公开行动,但他们也表示,他们受到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团体的骚扰。

宗教领导人报告说,他们主持和参加了跨宗教联合活动,如当地一座清真寺与一座当地犹太教堂举行访客交流活动。

美国总领事馆在与包括民政事务局在内的政府官员会晤时确认美国政府支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美国总领事和总领事馆官员定期与宗教领袖和社区代表会面,促进宗教平等。

第一节 宗教人口状况

 

美国政府(2017年7月估算)估计香港总人口为720万。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数字,大约有200万佛教徒和道教徒、48万基督徒、37.9万天主教徒、10万印度教徒、两万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教徒(摩门教徒)、1.2万锡克教徒、5000至6000犹太教徒。当地穆斯林组织估计,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大约30万穆斯林。香港特区也有少数巴哈教和琐罗亚斯德教教徒。儒教也很普遍,在某些情况下儒教的元素与其它宗教结合在一起崇拜。法轮功估计香港有500名法轮功修炼者。

大约有50个基督教新教教会,包括英国圣公会、浸信会、基督教宣道会、中华基督教会、路德会、卫理公会、五旬节教会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天主教香港教区承认教皇,并且与梵蒂冈保持联系。

第二节 政府尊重宗教自由的状况

法律框架

根据《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拥有管理宗教事务的自主权。《基本法》规定香港地区的宗教团体和大陆宗教团体可以建立“互不隶属、互不干涉和相互尊重”的关系。《基本法》规定居民享有良心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在公众场所传教、从事以及参加宗教活动的自由。《基本法》还规定,香港特区不能干预宗教组织的内部事务,也不能限制与其他法律不相抵触的的宗教活动。

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纳入了联合国《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保护宗教自由的内容,包括单独或与他人、公开或私下、通过敬拜、遵守教规、信仰活动和教学表达宗教信仰的权利。《人权法案条例》规定,属于少数民族、宗教或者族群语言的人群均有权享有自己的文化,表达和实践自己的宗教,使用自己的语言。该法令还保护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有权“确保其子女的宗教和道德教育符合他们自己的信仰”。在宣布紧急状况的情况下,这些权利可能受到限制,在必要时为保护公共安全、秩序、健康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宗教信仰的“表达”可能受到限制,这种限制不一定仅仅基于宗教的原因。

法律并不要求宗教团体向政府登记,但是如果要获得政府福利,如免税资格、租金补贴、政府或者其它专业发展培训、使用政府设施、或者申请资金以便提供社会服务时,就必须向政府登记。为了获得这种福利,申请团体必须让政府充分相信,该团体建立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宗教、慈善、社会或娱乐,由政府决定是否批准宗教团体的免税资格。申请登记的组织必须提供组织的名称和目的,明确管理人员,并确认主要业务地点和该组织所拥有或占用的任何其他场所。如果一个宗教团体向政府登记,就会列入所有非政府组织的登记处,但政府不对任何登记团体的有效性作出判定。宗教团体可以登记为一个协会和/或者免税组织,只要他们至少有三名持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有效身份证件的成员就可以。登记过程通常需要大约12个工作日。根据法律,法轮功没有归类为宗教团体,它登记为一个社团,据此,它在香港的分支可以设立办公室,向成员收取会费,并且具有合法地位。

《基本法》允许私立学校提供宗教教育。宗教团体建造和管理的学校如果提出资助申请,政府会提供补贴。得到政府资助的学校必须符合政府的课程标准,而且不得基于宗教理由拒绝接受学生,但它们可以把宗教教育作为课程的一部分内容,属于非必修课。教师不得由于学生的宗教信仰而对其歧视。公立学校的课程规定必须有道德和宗教研究,重点是宗教宽容。政府课程还包括世界不同宗教的选修课。

宗教团体可以通过民政事务局的推荐向政府申请以优惠条件租赁土地。宗教团体可以根据地方法规申请开发或者使用设施。

在管理宗教事务方面政府唯一的直接角色就是以民政事务局局长为首的华人庙宇委员会。该委员会委员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委任。该委员会负责监管香港600座寺庙中的24座寺庙的管理和后勤运作,向其它慈善机构提供捐款。该委员会向民政事务局提供资金,以财务援助的方式发给需要救助的华人公民。殖民时代的法律没有规定新寺庙需要登记才有资格获得庙宇委员会的资助。

香港行政长官由一个大约1200名成员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出。《基本法》规定,选举委员会的成员应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委员会成员来自四个界别,分为38个组,分别代表各行各业和社会服务团体。宗教界界别组由天主教香港教区、中华回教博爱社、香港基督教协进会、香港道教联合会、孔教学院和香港佛教联合会组成。这六个团体有权在选举委员会的宗教界界别组的60个席位中分别占据10席。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宗教界界别组人士无须进行选举,而是每个宗教组织以自己的方式挑选代表。六个指定的宗教团体中的每一个也是香港宗教领袖座谈会的成员。

政府行为

 

在这一年,法轮功学员报告,他们一般能公开活动,从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它地方禁止的活动,例如散发材料和举办公开展览。法轮功在2012年曾经起诉香港政府,对于展示标语要经过政府批准的规定提出质疑,该案的重申定于2018年3月进行。4月,法轮功修炼者举行活动,抗议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受到的对待。6月,法轮功学员展示横幅和海报,呼吁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制止迫害法轮功,并将中国共产党前领导人江泽民绳之以法。香港法轮功协会说,他们怀疑中国共产党资助了一些私人团体,在公共活动中骚扰法轮功成员,围着他们大吼大叫。该协会还报告说,仍然很难租借到政府和私营机构的设施开会和举办文化活动。该协会怀疑造成这一困难的原因是中央政府对场地所有者施加压力。

据附属法轮功的《大纪元时报》报道,移民当局在7月禁止43名来自台湾的法轮功学员进入香港国际机场。移民当局下令学员返回台湾,不给任何解释。这些法轮功修炼者原本打算参加在香港举行的年度游行,和平抗议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学员。

一些宗教团体担心2018年2月生效的经过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事务条例》可能会对与中国大陆同行的交流和互动产生负面影响。

各种政府和媒体报道说,宗教信仰领袖能够继续与所有国籍的被拘留者和囚犯见面,民政事务局是宗教团体与政府之间的联络机构。

政府高层领导经常参加宗教组织举办的大型活动。在整个这一年,香港特区政府和立法会的代表参加了儒教和佛教的纪念活动、道教节日活动和其它宗教活动。

第三节 社会尊重宗教自由的状况

宗教团体,包括一些接受政府资金的宗教团体,提供了广泛的向所有宗教团体开放的社会服务,包括福利、老年人护理、医院、出版服务、媒体及就业服务、康复中心、青年和社区服务项目、以及其它慈善活动。

宗教领袖报告说,他们主持和参加了跨宗教的联合活动。例如,一座当地清真寺与一座当地犹太教堂举行了访客交流活动,犹太人领袖举办了纪念犹太人大屠杀的公众活动。

香港神职人员接受来自内地的国家认可的爱国宗教协会的邀请,到内地的宗教机构教课。内地一些国家认可的宗教团体和香港宗教团体之间也有学生交流。

第四节 美国政府政策和参与

包括总领事在内的总领事馆官员在与包括民政事务局代表在内的香港政府官员会晤时强调了宗教自由和各宗教之间对话的重要性。

总领事馆代表还会晤宗教领袖、非政府组织和社区代表。美国总领事会见了佛教、天主教、道教、印度教、犹太教、穆斯林、基督教和锡克教领袖,强调宗教自由和宽容的重要性,并且听取有关香港和内地宗教自由状况的介绍。

整个这一年,美国总领事馆官员通过庆祝所有主要的传统宗教节日,拜访当地道教、儒教和佛教的寺庙观,展示了对所有宗教传统的尊重。总领事在官邸举行了每年一度的开斋。领事馆官员还参加了佛教和穆斯林的其他节庆活动。总领事馆官员参加了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活动。在所有这些活动上,总领馆官员都在公开和私下讲话中强调了宗教自由、宽容和多元化的重要性。

 

澳门:2017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执行摘要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赋予居民宗教信仰自由、传教和在公众场合参加宗教活动的自由、以及寻求宗教教育的自由。这个法律还保护宗教集会和宗教组织管理学校、医院、福利机构、以及提供其它社会服务的权利。法律规定,政府不承认一个国教,而且明确指出所有宗教教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基本法》规定宗教团体可以发展和维持与国外宗教团体的关系。法轮功继续举行集会,包括抗议来自中国大陆的共产党高级官员的访问,但据报他们租用活动场地遇到困难。

许多宗教团体,包括佛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和巴哈教徒,继续为人们提供多种社会服务而不分宗教信仰如何。

美国驻香港和澳门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在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官员和公民社会代表会晤时强调了宗教自由和容忍所有宗教团体的重要性,并且讨论了宗教社区与内地和香港教友关系的议题。

第一节 宗教人口状况

美国政府(2016年7月估算)估计澳门总人口为60.2万人。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报告说,近80%的人口信奉佛教。大约有3万罗马天主教徒,其中一半以上是外籍家佣及其他居住在澳门的外籍人士,以及8000多基督徒。基督教教派包括英国圣公会、浸信会、路德会、卫理公会、五旬节教会和长老会。还有一些福音派团体和独立的地方教会,有些与内地教会结盟。穆斯林团体估计大约有1.2万穆斯林。较小的宗教团体包括巴哈教,估计至少有2000人,以及法轮功学员,他们估计有50人。

第二节 政府尊重宗教自由的状况

法律框架

《澳门基本法》规定:“居民拥有宗教信仰自由、传教自由、以及在公共场所举行和参加宗教活动的自由。”在极端情况下,可以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限制这些权利。《基本法》还规定,政府不得干预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或者它们与澳门以外的宗教团体的关系。该法律禁止政府限制那些不违反特别行政区法律的宗教活动。

根据《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保障特别行政区内的宗教自由,而不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负责。

《基本法》规定澳门特区政府不承认一个国教,规定所有宗教教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该法律进一步规定宗教自由,包括宗教信仰隐私、宗教集会自由、举行宗教游行的自由、以及宗教教育自由。

宗教团体不需要登记就可以从事宗教活动,但是登记可以使它们能够从这种合法资格中获益。宗教团体向鉴证科登记要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络方式、以及团体名称和一份团体章程副本。为了获得免税资格或者其它优惠,宗教团体要向鉴证科提交同样的信息和文件来登记成为慈善机构。

《基本法》保证宗教组织可以举办研讨会、管理学校、医院和福利机构、以及提供其它社会服务。

根据法律,宗教组织开办的学校可以提供宗教教育。公立学校并没有规定要进行宗教教育。

根据法律,宗教团体可以与国外宗教团体发展和保持关系。澳门的天主教会与梵蒂冈相联系,承认教皇是教会的领袖。教区主教由梵蒂冈任命。

政府行为

法轮功学员继续在公共场所举行抗议,设置发布信息的场所,没有发生问题。例如,一个与法轮功有关系的公民社会组织报告说,法轮功成员在张德江5月访问澳门期间参加了一次公众集会。张德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委之一,他们说,他参与了内地对法轮功成员的迫害。然而,法轮功学员报告说,他们很难租借到场地举办大型活动,他们怀疑这是共产党施加压力的结果。

一些宗教团体报告说,中央政府联络办公室支持他们的活动,支持他们同内地的教友进行交流。其他人说,政府承认而且没有妨碍在大陆开展慈善工作。宗教团体说,通过正式管道和官方承认的教会,他们仍然拥有在内地进行活动的能力。

根据2016-17学年的政府统计数据,澳门天主教教区继续管理着大多数教育机构,77所学校中只有10所是公立学校。

澳门政府对建立由宗教团体管理的学校、托儿所、诊所、敬老院、康复中心,以及职业培训中心提供了财政支持,不论宗教归属如何。政府还继续把人口贩运受害者介绍给宗教组织,以便向其提供支持服务。

第三节 社会尊重宗教自由的状况

许多宗教团体,包括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和巴哈教,为信奉所有宗教的人提供了社会服务。

有报道说,内地学生不能再去澳门神学院学习了。

第四节 美国政府的政策和参与

包括总领事在内的美国总领事馆官员在与澳门特区官员和公民社会团体会晤时都强调宗教多元化的重要性,并且讨论了宗教社区与内地教友之间的关系,会晤的人包括澳门天主教主教、一个天主教非政府组织、穆斯林组织和基督教新教神职人员。